[x] 肖洪林《论刘勰的“余味说”》，《文心雕龙学刊》第四辑，齐鲁书社1986年，第366页。
[xi] 目前学界的基本认定《隐秀》篇补文为伪，但是这个补文在诗学范式取向上并未背离刘勰原文愿意。如补文列举的“隐篇”基本合乎刘勰论《诗》所推崇的“兴”之“隐”。补文应有八个隐篇，由于嵇康、阮籍、陆机、陶潜的诗题空缺，确切知道的只有《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乐府《饮马长城窟行》、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和刘桢的《赠从弟·亭亭山上松》四首。文中评前两首诗称“复兼乎比兴”，评后两首诗称“并长于讽谕”，这实即刘勰《比兴》篇“隐”论在《隐秀》篇的具体运用，或者说刘勰《隐秀》篇的“隐”论在《比兴》篇中得到了充分展开。
[xii]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见《历代诗话》[清]何文焕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8页。
[xiii] 王锺陵《哲学上的“言意之辨”与文学上的“隐秀”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9年，第35-36页。
[xiv] 王锺陵《哲学上的“言意之辨”与文学上的“隐秀”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9年，第35页。
[xv] [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 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73页。
[xvi] 傅庚生《论文学的隐与秀》，《东方杂志》第四十三卷第三号，1947年2月。
[xvii] 持《隐秀》篇为风格论者有刘师培、罗根泽、詹锳等人。刘师培《论文章有生死之别》(《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罗理竟记录，[台北]大林出版社，第37页。)：“刚者以风格劲气为上，柔以隐秀为胜。凡偏于刚而无劲气风格，偏于柔而不能隐秀者皆死也。”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34页。)云：“风骨是文字以内的风格，至文字以外，或者说是溢于文字的风格，刘勰特别提倡隐秀。” 詹锳《<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4页)云：“风骨和隐秀是对立的两种风格，一偏于刚，一偏于柔。”
[xviii] 持《隐秀》篇为修辞论者有范文澜、周振甫等人。范文澜注云：“重旨者，辞约而义富，含味无穷，陆士衡云‘文外曲致’;此隐之谓也。独拔者，即士衡所云‘一篇之警策’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第633页)。周振甫认为：“隐秀是讲修辞学上的婉曲与精警格。隐指婉曲，秀之精警。”(《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36页。)
[xix] 《中国历代文论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郁沅、张明高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297页。
[xx] 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34页。
[xxi] 关于《物色》篇感物诗学的论述详见第六章第二节。
[xxii] 如评曹植“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评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评刘琨“多怨恨之词”等。
[xxiii] 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4页。
[xxiv] 此处“意”与“境”分提，是因为此时“意”与“境”两个概念虽然已经具有意境论诗学内涵，但尚未组合成一个范畴。
[xxv] 皎然《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扬上人房论涅槃经义》，见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齐鲁书社1986年，276页。
[xxvi] 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齐鲁书社1986年，第54页。
[xxvii] 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齐鲁书社1986年，第32页。
[xxviii] 前两句见司空图《与极浦书》，后两句见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
[xxix] 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见《历代诗话》[清]何文焕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267页。
[xxx] 苏轼《题陶渊明饮酒诗后》，见《苏轼文集》第五册，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2092页。
[xxxi] 范晞文《对床夜语》，见《历代诗话续编》丁福保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417页。
[xxxii] 范温《潜溪诗眼》，转引自《管锥编》第四册，钱钟书著，中华书局1979年，第1361页。
[xxxiii]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见《历代诗话》[清]何文焕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688页。
[xxxiv] 唐代尚有陈子昂的“兴寄”说和白居易的“美刺比兴”说，到了宋代甚至理学家朱熹亦说：“诗之兴，全无巴鼻。”
[xxxv]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第156页。
[xxxvi] 转引自诸葛志《中国原创性美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25页。
[xxxvii]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7页和第228页。
[xxxviii] 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3页。
[xxxix] 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