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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江郎才尽”

摘要：从南北朝的文学思潮、江淹的社会地位演变及随社会地位的演变而产生的社会情趣变化三个方面阐释了江淹才尽的缘由，从这三个方面深刻剖析了文学创作才能是建立在深厚的社会生活基础、良好的社会氛围及健康的文学思潮之上的，失去了创作源泉的基础，也就失去了创作的才能。

关键词：江淹;文学思潮;社会环境

文坛素有“江郎才尽”之说，江郎即指江淹。此说首见于钟嵘《诗品》，《诗品》云：“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之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郎才尽。”从江淹现存文集来看，自齐武帝时起到淹暮年，江淹的确少有佳作，这也印证了其“才尽”之说。那么江淹何以才尽呢?笔者认为“江郎才尽”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文学思潮的影响

从当时的诗歌思潮来看，江淹对永明时期形成的、被沈约等人推崇的“永明体”是有看法的。他不满过分讲究形式的时髦诗风，即永明体诗风，故而不愿意创作不合潮流的旧体诗，也更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愿去创作“永明体”诗，于是就较少创作，因而造成了他“才尽”之窘境。

江淹的“才尽”出现在齐武帝永明年间[1]。《诗品》云：“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而永明年间正是“永明体”形成时期。《南史·陆慧晓附陆厥传》：“齐永明九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玡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世呼为‘永明体’。”江淹的诗歌主张与“永明体”的诗歌理论是不相同的。他在《杂体诗三十首序》中说：“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运兼爱者哉?……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以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他的这段话与《诗品序》中所云“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极其相似。江淹创作拟古的杂体诗三十首，表现了作者对当时评论界存在的偏颇的不满[2]。从他的话里已透露出其对形式主义诗风的非议，“永明体”那种“争价一字之奇”的形式主义倾向，江淹自然是不会认同的。在江淹看来，诗歌要有充实的内容，要以表现“情物”为主。这种观点与钟嵘“诗品”倡导的诗歌观大体相同，与陆厥同沈约讨论四声中表现的观点也相近。钟嵘、陆厥是反对永明体的，江淹对“永明体”也不会持积极态度。事实上，江淹于永明四年左右任国子监博士[3]，时钟嵘、陆厥皆就学国子监，江淹对他们不无影响，他们持有大体相近的文学观是可信的。

既然当时文坛盛行“永明体”，某些轻薄之徒甚至笑“词采华茂”的曹植诗为“古拙”，对“永明体”持不同意见的江淹，就不会创作古体诗，以免被人讥笑，也更不会去创作“永明体”诗。江淹诗与鲍照相近，王通《中说》云：“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急以怨”是指诗的不平之气和刚健峻拔的风格，这种风格与“永明体”不入。江淹借梦说“才尽”，恐怕是江淹身处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的自我解嘲。

二、 社会地位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