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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江郎才尽”

2013-01-15

江淹入齐以来,地位日渐显赫,没有了早年那种忧谗畏讥之情,也就失去了创作的动力。江淹出身不是很高贵,早年投附刘景素幕下,刘景素并不重用江淹,甚至把他投入监狱。后来刘景素密谋造反,江淹常讽谏景素,景素不纳,淹也曾作诗以讽。江淹因此触怒刘景素,被黜到遥远的福建任吴兴令。这一时期是江淹心情最痛苦的时候,心中充满了牢骚、忧惧之情。但生活和仕途上的坎坷,却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他的许多优秀的作品,包括广为流传的《恨》《别》二赋,都创作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是江淹创作的繁荣期。江淹入齐以后,他成了萧道成最得力的谋士。“军书表记,皆为草具[4]”,深得萧道成重用,他的官位亦愈来愈高,即便是曾除宣城太守,远离京城,那二千石的待遇与早年的生活也是天壤之别。入梁以后,他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并被封为醴陵侯。其心境更是得意至极,自言:“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5]”失去了创作激情的江淹,再让他写出象《恨》《别》二赋那样的优秀作品,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再者,江淹做高官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御用文人,为萧道成、萧衍等起草了大量的表、书、诏,他的文集当中就保留了大量的这类作品。这样,他创作自己作品的闲暇机会恐怕就很少了。清人姚鼐在《惜抱轩笔记》卷八中说:“江诗之佳,实在宋齐之间,仕官未盛之时。及名位益登,尘务经心,清思旋乏,岂才尽之过哉,后世词人受此病者,亦多有之。”“尘务”是指政治上的事务,这些政治上的事务,恐怕就是指经常不断地为人代写官样文章之事。

三、 生活情趣的变化

他的才尽,不但与文学思潮,社会地位的变化有关,而且也与他的生活情趣有关。他在《自序传》中说:“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常愿幽居筑宇,绝弃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绿水,左倚郊甸,右带瀛泽。青春爱谢,则接武平皋,素秋澄景,则独酌虚室,侍姬三四,赵女数人。否则逍遥经纪,弹琴咏诗,朝露几间,忽忘老之将至。淹之所学,尽此而已矣。”这段话说出了江淹仙风道骨的本质。爱道求仙,在江淹的诗里边也有很多表现,如《从冠军行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云:“方学松柏隐,羞逐市井名。”《清思诗五首》其五云:“我学杳冥道,谁能测穷已?须待九转成,终会长沙市。”这些诗都道出了他的道家思想。江淹出身贫寒,十三岁时,“孤贫,常采薪以养母”[6]。生活的困顿使他不得不走入仕途,仕途中的坎坷又使得他不得不拿起笔来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一旦生活境遇优越之后,他便又回到了他追求的生活道路上去了,创作自然也就会少了。

总之,正是以上诸种因素,造成了所谓的“江郎才尽”。

参考文献:

[1] 曹道衡.中古文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243

[2] 俞绍初.《江淹集校注》前言。

[3] 俞绍初.《江淹年谱》

[4] 江淹.《自序》

[5] 《梁书·江淹传》

[6] 《南史·江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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