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戏说历史”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戏说”历史是指以戏剧的形式述说历史——“戏”指戏剧;一类“戏说”历史是指以游戏的心态述说历史——“戏”乃指游戏。一般社会精英易于容忍前者，却难以接受后者;而在普通百姓那里，这种区分没有多少实质意义。在社会精英那里，以游戏之笔“戏说历史”历来恶谥满头，因为它没有历史氛围，把历史当儿戏，对历史不负责任，故意制造历史谬误，随意改变历史人物的命运，随便虚构重大历史事件，缺乏责任感，乃至造成历史细节严重失真——秦皇汉武竟然掏出五四式手枪、20世纪40年代竟然开出五九式坦克、甚至一味“关公战秦琼”般地“搞笑”。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化精英的“社会关切”毕竟不同于芸芸众生的“社会关切”，他们更多地关心历史的“氛围”、“责任”、“命运”等等;普通百姓关心的是好看不好看，一旦不好看，他们就会采取“过激行动”。说起来好笑，这“过激行动”便是两字：不看。
由此可见，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记录掩藏着不同的利益，历史剧本身也必然涉及利益的冲突。不同的历史题材掩饰着不同阶层、团体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中”“外”有别。对于中国历史题材，一般的中国人都义无反顾地“铁肩负道义”，对于外国历史题材则多作壁上观：《虎口脱险》、《凯撒大帝》、《总统轶事》……无论怎样“歪曲”历史都与我们无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研究外国史的专家一般也较为开明，并不为此生气。中国历史题材则截然不同，它至少也是一般历史学家的饭碗之所在，他们反对“戏说历史”，是要通过维护“历史资源”的“纯正性”来维护自己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至于革命历史题材，那不仅是一般的历史学家的身家性命之所系，也是革命历史中人的致命之所在，自然是不允许“戏说历史”染指的。权威部门反对“戏说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戏说“革命历史题材”的恐惧和忧虑。香港电视剧把诸葛亮写成一个行侠仗义、武艺高强的江湖豪杰，他为了漂亮的小乔而和周瑜舞刀弄枪，还有写秦始皇与孟姜女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的，这些倒没有什么，顶多惹得历史学家们生一肚子气而，可见利益也不同于利益，有大小之分，有彼此之别。
细究起来，不妨问，历史剧究竟属于历史的领域还是戏剧的领域，历史剧究竟应该是对“历史”的写真，还是对历史的“戏剧化处理”?这里分两派意见，两派意见可谓势均力敌。一派认为历史剧姓“历史”不姓“剧”，它应以历史为主以戏剧为辅，历史是内容戏剧是形式，历史剧即以戏剧的形式揭示历史的内容，是图示历史的教科书，总之是历史第一，戏剧第二。一派认为历史剧的灵魂是“剧”，至于“历史”，从语句形式上说只不过是个修饰语，从艺术功能上说只不过是剧借尸(史)还魂(剧)的工具，它以戏剧为主以历史为辅，历史不过是铺陈戏剧的材料，可切可剪，可增可删，可以正说可以反叙，内容上不受拘束，形式上灵活自由。历史的意义是真实，至少是某些人理解的真实，但“真实”的历史是千差万别的，任何一元论的“历史”，任何唯我独尊的“历史”，都是某些人自我营造的幻想。历史是多元和变化的。戏剧的意义是创造和革新，是灵活自由地处理一切素材和题材，包括历史。所以我们的结论似乎是妥协性的：历史剧是否为人接受甚至为人称道，关键在于能否在历史与戏剧之间达成某种微妙的平衡，既顾及到历史的利益又要顾及戏剧的情趣，既顾及精英的历史观又顾及民间的历史观。可是，这样的要求实在是有点高不可攀，这样的钢丝走起来实在危险。
有一种现象特别值得注意。历史学家常常对于历史剧没有好感，甚至是历史剧的天敌。从表面看来，历史剧常常戏说历史因而歪曲了历史，甚至篡改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历史学家总是以为只有自己理解的“历史”才算是“历史”，历史是历史学家的学术领地，他人理解的历史必定挂一漏万漏洞百出，甚至故意歪曲心术不正，历史学家似乎只有在历史剧面前才发现了自己渊博的学识和对真理的挚爱，才明白了自己掌握的知识的分量和权力的魅力，因此处处以历史的权威人士自居，以真理的卫道士自励。其次，历史剧作为一门处理历史题材的艺术，它对历史事件的处理虽然是这门艺术的权利，但它还是对历史学领域的或善意或恶意的“侵犯”，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剧肆意冒犯自己的领土感到怒不可遏，因为那是无视权威，藐视历史，侵犯真理。从深层上看，历史学家并不希望历史剧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虽然他们也想向民众传播历史知识，但方式不是戏剧，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那样才能更加充分全面地实现一个历史学家的人生价值。
历史学家与历史剧作家之间的恩恩怨怨，是这两类在利益上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团体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是两个不同的知识领域(历史学家的“历史”与历史剧作家的“历史”)之间的恩恩怨怨，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如“憨直”与“游戏”)之间的恩恩怨怨。这里包含了利益上的矛盾，也包含了人生态度上的差异，以及知识重叠时的困惑。历史学家们小心翼翼地护卫着自己的领地，维护着既定的历史研究的传统与秩序，那里平稳安定一派和平景象，大大小小的历史研究者在那里安居乐业，忽一日跑来几匹响马圈地，要重新占山头、排座次、分银子，它所带来的社会反响可想而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戏说历史”都是合理合法或有价值的，但探索总是应该允许的。而且能否允许“戏说历史”，也是检视一个民族精神是否正常、健全的重要尺度。在这方面，外国人显然是略胜我们一筹的。他们不仅可以戏说历史，而且可以戏说“经典”。有消息说，美国影片《罗密欧与朱丽叶》把罗密欧写成了黑帮家族的成员。演员对白从头到尾都是莎士比亚原剧中的对白，但故事已经大为改观：故事背景是当今美国，男女主角生活在两个黑社会家族之中，剑也改成了手枪。这已经令中国人大吃一惊了：“歪曲经典无异于自掘坟墓。”更让中国人大吃一惊——用最时髦的话说是“大跌眼镜”——的是：美国人不仅接受了，而且非常喜欢，厂商也大赚一笔。这种“新历史主义”的游戏之作，在我们看来肯定是歪曲了传统和经典，在外国人看来是延续了传统和经典。在我们看来正常的，老外常常认为难以理解;在老外看来正常的，我们又要“大跌眼镜”。中外毕竟有别，实现沟通，看来还需时日。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也是一种感慨与抒怀;“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更是别样的闲情。能够“笑谈”往事，能够“闲说”古今，这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呢?悲凉归悲凉，无奈归无奈，但以游戏的态度、以戏剧的方式对待历史，不管怎么说都是一种豪气和激情、自信与自省的标志，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民族骨子里所缺少的“钙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