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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专题写作》试题古代文学论文

一、写出下列选段的论点，指出所用材料，并就其行文和论证等方面进行评价和分析：(20分)

古儒风范(选自文选8)

“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文化给中国人设计的完美的人生之路。在现实中，这条道路往往和功名富贵联系在一起，科举制度则加强了其联系，不少士人的人生使命感渐渐被淡化甚至抛弃。在《外史》中，“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的读书人都属于这一类。与此形成对照，贤人们以道为己任，执著于对原始儒家精神的追寻，超出了一己私利，具有“古”的风范。这是圣贤人格的体现，也是贤人身上最主要的人格精神。

1.修身：向儒家元典精神的回归

科举制度的意义宜作两面观。对朝廷来讲，是通过科举考试将知识阶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且将读书人的思想纳入皇家所希望的轨道，使这个属于“四民之首”的社会集团真正与皇家同心同德。明清科举考试规定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目的即是“端士习”、“崇正学”，把读书人培养成为熟悉儒家经典并根据它来为人处世的君子，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使用。对于读书人来讲，钻研《四书》《五经》，学习圣贤之道，正是儒家所强调的修身的主要内容。通过修身培养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主体人格，建立完美的内心道德秩序。只有这样，才能施之于外。本来，按照理想化的设计，读书人凭借科举走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对于实践其历史使命是一件好事，科举制度意义的两个方面在理论上是统一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科举制度特别是八股取士制度对个体价值确认的简单化、程式化等诸多弊病，便出现了这样的状况：科举考试常常成了猎取功名的工具，儒家经典读得越来越熟，八股文写得越来越好，人品却越来越差，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异化成了科举考试的奴隶和奴才。正如王冕所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贤人们看重的是文行出处，这使得他们能够保持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但对于“荣身之路”，他们也不全盘否定，而是采取了向儒家元典精神回归的态度。具体地讲，贤人们并不反对《四书》《五经》，他们反对的只是“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买卖关系和读书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功利目的。也就是说，他们摒弃的是科举制度实施以来的畸形心态和功利色彩，直接回到儒家元典精神：做个熟悉儒家经典并根据它来为人处世的君子。

吴敬梓所讽刺的很多读书人从小就是在八股文的熏陶下成长的，例如鲁小姐。以八股文来修身，其功利目的十分明显，是把八股文当作博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这也就难怪范进不知苏轼，马二不知道李清照，张静斋胡诌刘基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了。而一旦“功名富贵”战胜了“圣贤之道”，便导致势利熏心，世风日下。

虞博士的修身可以与此对照着看。他六岁开蒙，读什么作者没有交待，估计也是《四书》《五经》之类。区别在于，被讽刺人物转而致力于八股文，而虞博士则向一位晴川先生学古文诗词，后来向祁太公学“地理、算命、选择”。学诗文是因为晴川先生的诗文“天下第一”，虞博士对他有仰慕之心;学“地理”等则是为了“学两件寻饭吃本事”，都与“荣身之路”无关。至于他后来也去应考，则是为生计问题，绝不是为了博取什么科名。他不求康大人推荐征辟以及在选翰林的履历表上写实在年庚便足以为证。对于庄绍光的修身，作者着墨不多，但从他“十一二岁就会做一篇七千字的赋，天下皆闻”不难推想，少年时代的庄绍光是没有沉醉于八股文之中以求功名的，否则怎么可能写出极好的赋来?成年以后，他也不攻八股文。“此时已将及四十岁，名满一时，他却闭门著书，不肯妄交一人。”庄绍光在家注《易》(这是高翰林在诋毁庄绍光时透露出来的)，钻研的仍然是学问。杜少卿对学问也很重视，他曾经规劝张俊民多念些书，“学些文理”。他的《诗经》研究专著《诗说》颇有影响，表明他肚里有“货”，但他肚里的“货”不是用于科举。辞去征辟后他兴高采烈：“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季苇萧说迟衡山有制礼作乐之才，乃南邦名宿”。可见迟衡山也不是吃八股文长大的。他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议论：“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虽然列出了两条道路，但他本人选择的是前者。迟衡山的学问即礼、乐、兵、农等实学。

由于贤人们向儒家元典精神回归，科举考试对他们来讲已显得无关紧要。不经过科举考试照样可以修身养性，参加考试顶多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不是所谓“荣身之路”。因此贤人们能够按照古代圣贤的人格标准来立身处世，而不被科举所束缚、奴役和异化。重视“修身”这一过程本身，从而获得了实现理想、实践知识阶层的历史使命所需的本领，或诗文，或学问，或实学，具备了古之圣贤所具有的高尚的品德。

修身是自我实现的第一步，这是内心道德秩序的建立过程。内心道德秩序向外扩展，首先是施之于家，建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的充满人伦温日情的家庭秩序;然后施之于国，建立完美的政治秩序。在《外史》中，贤人们在由家向国的进程中，遇上了“邦无道”的现实。这一点明显地反映在“庄征君辞爵’’这一情节中。太保公是——个十足的政客，他想让庄绍光出其门下，目的是拉帮结派。遭到庄的拒绝后，他上了一个荒谬的奏章：“庄尚志果系出群之才，蒙皇上旷典殊恩，朝野胥悦。但不由进士出身，骤跻卿贰，我朝祖宗无此法度，且开天下以幸进之心。”其中的自相矛盾处显而易见：既然非要进士出身不可，为何还要行征辟之举?太保公只是皇帝的幌子，作者虽未直接批评皇帝，但揭露的实际状况正如庄绍光所说：“看来我道不行了。”这意味着儒家理想的最终完成在现实中遇到了阻碍。这种理想不能实现的郁结感在贤人那里出现了两个方向的消解方式：一是返回到家这一层面;—是以民间方式实践济世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