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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贬官制度与不平之鸣——浅议开明专制下的文人遭遇与心声古代文学论文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历史中，唐王朝称得上是相对开明的时代。其表现有三：一是以君王专制为主导的封建政体。在这种专制政体中，君王拥有至高无上、勿庸置疑的权力。二是建立了一套较为健全的官僚机构，这些机构在功能上互相协调配合，又相互监督制约。三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儒道释思想文化多元共存、互补的格局，并且对于一切外来文化采取开放、融摄的态度。尽管在不同阶段，这种开明专制发展并不平衡，程度倚轻倚重，社会或治或乱，然而它在维持唐王朝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开明专制，成就了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并且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空前繁荣。

在这种开明专制之下，有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即在参与朝政中遭遇挫折而受到贬谪的官员。他们的进退出处、情感心态似乎正为这种开明专制作了注释。当然贬官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被贬是为了一己的私欲，有的却是心怀天下。就结局而言，有的建功立业，得以光照史册;有的吟诗作赋，在文坛永垂风流;有的则并不为人同情，从而被遗忘。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囹圄之祸。因此他们对于这种专制制度的感受更为深切，心态更为复杂，他们的诗赋作品中蕴涵的文化信息也更为丰富。本文拟对此加以探讨，以就正于同道。

一、唐代之开明专制

对比前朝而言，唐代的官制与法制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唐朝实行的是集体宰相制度，宰相通常由数人乃至十余人担任，史称“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央政府权力机构的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总揽行政，相互配合，同时也相互制约。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1](第13页)又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1](第14页)可知这种三省协调、平章执政的制度，乃是出于一种居心周密的政治安排。三省之外，又设御史台(一度改称宪台、肃政台)作为中央监察机构，专门负责对官员的监督、列举、弹劾。又设大理寺，掌管审讯、监狱方面的事项。另外，在尚书省设有刑部，掌管朝廷刑法律令。唐代广义刑法之书有四，分别称为律、令、格、式，“律以定刑正罪，令以设范定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2](第1837页)。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一断以律”[3](第1407页)。所以就形式而言，唐代法制比较健全。政治清平之世，官员一般也能依法判案。

初唐时期，作为一代英明之主的李世民居心仁慈，对于死刑犯的处理尤其慎重。他曾经对身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还时刻警惕司法官员“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誉”[1](第238页)。史载唐初“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务在宽简，取便于时”[2](第2134页)。到贞观四年时，天下已是大治，全国判决死刑犯仅29人，“几致刑措”[1](第239页)。当时遇到涉及朝廷官员的重大案件，要由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司会审，其用心也是为了秉公执法，防止误判酿成错案冤狱。

这种开明专制容易给人造成理想化的幻觉。事实上，如此政体之下的种种开明言论及措施只是对于君王专制独裁的补充。所以在它的内里，隐藏着两种深刻而又严重的危机。一是君主本人的喜怒好恶造成执法的错误，当此之时在体制之内缺乏任何制约的力量。二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更替，前朝的开明举措随时可能被削弱甚至取消。贞观五年大理丞张蕴古在太宗李世民盛怒之下被杀，是前一种危机的表现。张蕴古作为朝廷法官，他将李世民的话私下泄露，又与犯人博戏，虽有罪错，但未至极刑。太宗一时盛怒，将张蕴古斩于东市。事后李世民虽然表示追悔，但是人死已经不可复生了。[1](第240页)至武则天主宰朝政时，重用酷吏，肆其淫威,士大夫人人自危。据载：当时朝臣多遭不测，乃至族诛，故入朝之时，必与家人诀别，说：“不知重相见不?”[2](第4838页) 如此混乱局面，则是后一种危机的证明。

其实武则天执掌政权之初，也是想要广收人望，遵守前朝制度的。后来则转变为实行严刑峻法，“欲以威制天下，渐引酷吏，务令深文，以案刑狱”[2](第2143页)。据载：武则天还曾经派遣专使去外地审狱断案，“单车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断，不令重推;或临时专决，不复闻奏”[4](第6471页)。为此御史中臣、知大夫事李嗣真上疏曰：“况以九品之官专命推覆，操杀生之柄，窃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审复不由门下，国之利器，轻以假人，恐为社稷之祸。”[4] (第6471页) 可见前朝的一切开明措施，此时已经废弃殆尽，正常制度亦遭破坏，以至于由武则天特派的官员一人独断专杀了。其中最为酷烈者，要数长寿年间派遣使者诛杀六道流人一案。当时只因有人告发说岭表流人中有“阴谋逆者”，便分遣使者前往各地杀害流人总计数千人，其恐怖的景象不难想见。《旧唐书》列传记载当时之酷吏，有来俊臣、周兴等11人。“中宗神龙元年三月，尝列举当时酷吏已死者及未死者，加以惩处，凡二十七人。……此二十七人，盖当时为虐最甚者，其余尚难悉数。”[10](第142页) 这些酷吏乘着专制暴虐的威风，肆意招集告密，罗织罪名，陷害良善，枉杀无辜，罹难受害者不可胜计。所以《旧唐书·刑法志》说：“垂拱已来身死破家者，皆是枉滥。”

唐玄宗李隆基夺取政权后，拨乱反正，朝廷多次修改律令，又制定了《唐六典》，其时天下太平无事长达数十年，出现了史家所称誉的“开元之治”。治乱盛衰之机，在于玄宗本人的腐化，而导致李林甫的专权。李林甫为人口蜜腹剑，为了耽宠固权，“复起大狱以诬陷所杀数十百人，如韦坚、李邕等皆一时名臣，天下冤之”[3](第1415页)。

安史之乱后，天下纲纪崩坏，朝政混乱万状，逶迤以至贞元、元和年间。永贞革新是当时一批志在刷新政治、除弊图强的年轻士大夫的可贵尝试，然而它很快便归于失败。宪宗即位，朝局大变。史称“宪宗英武，视肃、代、德三宗稍胜，故元和之治，陵驾中唐”[11](第335页)，又称宪宗“用刑喜宽仁”[13](第1417页)。但看他对于王叔文集团态度之严厉，以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正显现了这位专制君主性格气度的褊狭与刻薄。

纵览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大抵明暗相间，开明理知与专制暴行相伴而生，两种势力消长交替，最后则酿成持久严重的社会大动乱，并导致唐王朝的完全崩溃。唐代的文人，便在这种境遇中生存。唐代的贬官制度，也就构成了这种政治文化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唐代之贬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