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墨子的“非命”，郭沫若认为是一种宗教式的皈依，“正因为他尊天明鬼所以他才‘非命’。他是不愿在上帝鬼神的权威之外还要认定有什么必然性或偶然性的支配。在他看来上帝鬼神是有生杀予夺之权的，王公大人也是有生杀予夺之权的，王公大人便是人间世的上帝鬼神的代理。” 。他还指出，墨子的“非命”与其宗教思想是矛盾的，他说：“宿命论固然应当反对，墨子学说里面似乎也以这一项为最有光辉。但奇妙的是和他的学说系统和不调和”。“宿命论是和宗教迷信不可分的，而倡导非命的墨子却是尊天明鬼的人，这不是一个奇事吗?” 确实，郭沫若揭示了《墨子》思想中“天志”与“非命”的矛盾，这与他的立论前提有根本的关系，他首先给墨子定论为宗教家。还是梁启超在这点上说得好，墨子强调“力行”，所以非命，天的意志就是叫人“非命”。以“天志”为宗教的郭沫若当然看不到这一点，而且，在他看来，墨子既然代表“王公大人”的利益，非命就很奇怪了。

至于“节用”与“节葬”，郭沫若认为是一套消极的经济政策，和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老百姓的用是节无可节，葬也是节无可节的。因而，他的整套学说都是以“王公大人”为对象的，“王公大人”的不合理的消费如果节省一些，当然也可以节省一些民力。此外，“节用”与“节葬”的另一个目的，是在反对儒家的礼。 他还说：

一味地以不费为原则，以合适用为标准，而因陋就简，那只是阻扰进化的契机。墨子的专门强调节用，出节用之外没有任何积极的增加生产的办法，这不仅证明他的经济思想的贫困，像“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瓴缶”的民间音乐，也在所反对之例，简直是不知精神文化为何物的一种狂信徒了。

郭沫若从社会生产发展与消费的关系角度指出节用、节葬的弊端，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墨家的节用、节葬的经济政策正是针对“王公大人”提出来的，是当时社会“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的反映，因此不能够全部否定。

郭沫若对墨子思想中只有一点稍加肯定，那就是墨家的救世的精神，他说：“墨子正是一位特异人格的所有者，他诚心救世是毫无疑问的。虽然他在救世的方法上有问题，但他那‘摩顶放踵，枯槁不舍’的精神，弟子们的‘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态度，是充分足以感动人的。就是这样被人感佩，所以他的思想真像一股风一样，一时之间布满了天下，虽然被冷落了二千年，就到现在也依然有人极端的服膺。” 但就是这一点肯定，他的赞赏态度也非常有限，他随后就说：“人是感情的动物，头脑愈简单，愈是容易受暗示，受宣传，因而墨家的殉道精神，在我看来，倒并不是怎样值得夸耀的什么光荣的传统” 。他还说，“墨子本人是一位特殊的人物，那是毫无问题，他存心救世，而且非常急迫，我也并不想否认，但他的方法却是错了。庄子的批评，我觉得最为公允”。“尽管他的人格怎样特异，心理的动机是怎样纯洁，但他的思想有充分反动性，却是无法否认的。在原始神教已经动摇的时候，而他要尊崇鬼神上帝。在民贵君轻的思想已经酝酿着的时候，而他要‘一同天下之义’。不承认进化，不合乎人情，偏执到了极端，保守到了极端，这样的思想还不可以认为反动，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认为反动”&n bsp;。

墨学由盛到衰乃至中绝，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郭沫若也作了自己的考察，他指出：“墨子的思想从历史的演进上看来，实在是一种反动。他的立论根据异常薄弱。但他的学术一出却是风靡一时，不久便与儒家和道家的杨朱三分天下。揆其所以然的原故，大约即由于他的持论不高，便于俗受。本来殷、周二代都是以宗教思想为传统的，尤其是周代乃利用宗教思想为统治的工具，宗教思想是浸润于民间的。” 至于墨学衰落，郭沫若以为：第一是由于墨家后学多数逃入儒家道家而失掉了墨子的精神，第二是由于墨家后学过分接近了王公大人而失掉了人民大众的基础。 此外，它的所以不传是因墨子后学溺于变而流于文，取消了自己的宗教特质。郭沫若的分析与近代学人的研究几乎都不一样。这是他墨学研究所谓的“人民本位”立场的必然结果。

三、《墨经》研究

郭沫若是走在时代浪潮前沿的学者，他当然不可能忽视墨学中很有价值的《墨经》部分。在《墨子的思想》和《孔墨的批判》中，没有关于《墨经》研究的文字。但是在《十批判书》的另一篇文章《名辨思潮的批判》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研究《墨经》的。顾名思义，《名辩思潮批判》是考察研究先秦名辩思潮。郭沫若注意到《墨经》六篇与《墨子》一书其它篇章的表达形式及成书时间、内容均不相同，其中包含着逻辑学的内容，因而他没有把《墨经》研究放在《墨子的思想》和《孔墨的批判》中，而是与先秦名辩学一起研究。他以《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为材料，考察墨家的“辩”。

郭沫若认为，他在《墨经》研究中有一大发现，而又被一般的研究者所忽视，那就是六篇文章中的主张不一致，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经上》、《说上》与《经下》、《说下》几乎可以说是观点对立的两派。他从《庄子?天下篇》记载墨家后学“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奇偶不仵之辞相应”出发，指出“相訾”即是相反驳，“相应”即是相和同，墨家后学派别对立是公认的事实。观点是需要材料来支撑的，郭沫若证明自己观点的材料是先秦哲学史上十分著名的“坚白之辩”与“同异之辩”。众所周知，墨家后学参与了先秦一些重要哲学命题的辩论并且在辩论中观点分明，这是所有研究者公认的事实。郭沫若所说的被大家忽视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墨家后学内部在这两个问题上观点也不相同，甚至相反。具体说，在坚白论这个论争的焦点上，“《经上》派和《经下》派的见解是完全相反。《经上》派主张盈坚白，《经下》派则主张离坚白” 。《经上》派主张“坚白不相外也”，与公孙龙坚白相离的观点相反。而《经下》则说：“一，偏弃之。谓而固是也，说在因(否)。可偏去而二，说在见与俱、一与二、广与修。”《说下》“二与一亡，不与一在，偏去。……见不见离，一二不相盈，广修，坚白。”郭沫若认为? 馐恰袄爰岚住钡墓鄣悖?牍?锪?墓鄣阃耆?恢隆S纱怂?贸鼋崧郏?毒?稀放捎牍?锪?晒鄣愣粤ⅲ??毒?隆放捎牍?锪?晒鄣阋恢隆N?裁丛谀?液笱?诓炕嵊姓庋?鄣惴置鞯牧脚桑???舻慕馐褪蔷拖瘛赌?印芬皇橹胁簧倨?掠猩现邢氯??谎??悄?也煌?杀鸬墓鄣悖??笕嗽谧爰?墒槭币徊⑹章肌M?保???羧衔?毒?稀放捎搿毒?隆放稍凇巴?臁钡墓鄣闵弦膊幌嗤??毒?稀放傻耐?旃凼歉?莩J独吹模?毒?隆放稍谕?旃凵显虺惺芑菔┑闹髡牛?惺焙凸?锪?募?庖彩?纸咏?!毒?稀放砂淹?炀?治?爸靥搴侠唷彼闹郑?至谐觥巴?旖坏谩保?疾煌馐浅J兜墓槟伞!毒?隆放稍蛑髡拧拔锞∫臁保?拔锞⊥?保??煊写笮　S牖菔┑摹按笸??胄⊥?欤?酥?叫⊥?欤?蛭锉贤?弦欤?酥?酱笸?臁保?峭耆?吓牡摹?nbsp;，不过，他指出，《经上》派与《经下》派在同异观上的对立不如坚白论明显。《墨经》中另外两篇《大取》、《小取》的见解与《经上》派接近，只是时代的先后不同。《大取》、《小取》的年代应该在后。由此，他得出结论，《经下》派受惠施、公孙龙的影响极深，与《经上》派实不相同。《经下》派是“离坚白，合同异”，《经上》派是“盈坚白，别同异”。既然《墨经》六篇中反映了泾渭分明的两派的观点，为什么又同属于墨家呢?郭沫若给出的解释是：《经上》、《经下》与《大取》、《小取》亦有相同之点。他们同样承认辩的价值。《经上》：“辩，争彼也;辩胜，当也。”《经下》：“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