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之所以得出《墨经》分为《经上》派和《经下》派，源于他对《墨经》的解读，特别是他对《经下》一段文字的解读。《经下》有这样一段文字：“一，偏弃之。谓而固是也，说在因。不可偏去而二，说在见与不见、俱一与二、广与修。”郭沫若认为，这段文字反映了《经下》派“离坚白”的观点。我认为，无论在这段文字的断句和理解上，郭沫若的观点均值得推敲。首先，他把“不可偏去而二”的“不”字与上文连读，把“说在见与不见、俱一与二、广与修”读为“说在见与俱、一与二、广与修”，导致对原文的理解错误。其次，这段文字实际上包含了三条经文，而不是郭沫若认为的一条内容。其中最关键的一条经文“不可偏去而二，说在见与不见、俱一与二、广与修”。《经说》应该是“不。见、不见离，一、二不相盈，广、修;坚、白相盈”。而不是郭沫若认为的“见不见离，一二不相盈，广修，坚白”。这条“经”与“说”正好说明了“坚白相盈”，而不是“坚白相离”，与公孙龙的“离坚白”大相径庭。《经下》另一条“抚坚得白，必相盈也”，也证明了《经下》持坚白相盈的观点。《经上》与《经下》在坚、白关系上并无根本的冲突。当然，我也并不想否认，墨家后学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观点上有差异，只不过是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不同罢了，而与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在坚白、同异关系上却有着根本的冲突。因而，郭沫若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可取。

事实上，郭沫若对《墨经》的误读不止于此，他对《墨经》中有关知识论的解读也存在着根本的错误。《经下》有这样一条：“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经说下》：“知，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惟以五路知，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见。”这是郭沫若的校读。他由此认为“这是说感官的知识不能得到真知识，而可以获得真知识的主动者在感官之外，但这主动者为谁，却没有说出。这和公孙龙的见解相近” 。这样的解释与《墨经》的原意大相径庭。前期墨家重视感性认识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墨家后学把这种知识论发扬光大，并且强调，只靠感性认识还不够，还需要理性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是墨家在知识论上的一大贡献，郭沫若却由于对《墨经》的误读而导致相反的观点，从而得出墨家否认感性认识作用的结论，这是非常错误的。

郭沫若对《墨经》的研究不止于此，《墨经》中包含了大量的逻辑思想，许多研究者都很重视，郭沫若也作了一定的努力，并且试图把墨家逻辑与印度因明相比较，指出墨家的类、理、故有些像印度因明学的三支宗、因、喻，但他没有继续下去，只是浅尝即止。

四、墨学研究特点

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爆发了著名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郭沫若是后一问题论战的主将，在那场论战中，郭沫若写了著名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作了详尽的考察和阐述。同时也表明，郭沫若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那时的中国，处于纷乱动荡之中，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文化思潮，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指导思想，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武器，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理性的考察和全面深入的研究，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但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却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性。特别是对于郭沫若来说，有政治斗争的热情，又急于用世，其学术研究的时代性和局限性就表现得非常明显，特别是那些非考证性的学术研究。郭沫若的墨学研究表现出下述特点：

其一，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新版引言》中说：“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的问题。” 说明他对学术研究的理论指导是非常重视的。用什么样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这是个学术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郭沫若在回顾自己学习和研究的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 他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于一九二四年，这就是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来钻研马克思主义。这部二十万字的著作的翻译，使他具有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形成了他思想的“一个转换时期”。在亡命日本的十年中，他深入钻研思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并明确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方法”“为向导”来研究我国古代社会。他对当时学术界的流行的学术研究方法很不以为然，说：“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 因而，他在《跨着东? !芬晃闹刑缸约旱闹泄?糯?枷胙芯渴彼担骸拔抑饕?窍朐擞帽缰のㄎ锫劾囱芯恐泄?枷氲姆⒄梗?泄?缁岬姆⒄埂W匀灰簿褪侵泄??返姆⒄埂7垂?此担?乙舱?窍刖椭泄?乃枷耄?泄?纳缁幔?泄?睦?罚?纯佳楸缰のㄎ锫鄣氖视Χ取!?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郭沫若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来指导自己学术研究的真正开始。其后，他又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作比较全面的省察，《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即是其产物。

郭沫若的墨学研究主要是在20世纪四十年代，当时他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他在墨学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这主要表现在他试图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不把先秦墨家思想学说看着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立场来阐明各家学说的真相”。在研究先秦墨家之前，他已经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作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的哲学思想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墨子的思想成为其中的环节之一。墨子非儒，郭沫若指出是由于他们在天道观上不一样，他说：“老子和孔子在根本上都是泛神论者，而在肯定人格神的宗教家看来，便都是无神论者。故尔到了宗教家的墨子他们便一样的非毁了起来。” 他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墨学的另一表现是以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历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去评判墨家思想学说，给墨家思想学说以新的评判，指出墨家学说的在历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