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儒、墨、道诸家语言哲学思想影响着我国语言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儒家主要站在维护周礼的立场上，以仁、义、礼为最高规范，力求通过语言来治理混乱的社会，是实践论的语言观。而墨子极端崇尚语言的精神，“墨辩”即是其语言研究的理论结晶。墨家既探索了语言的本质特征，又研究了语词理论和立辞论辩的理论。道家显现出鲜明的特征，“即言即不言”，“即辩即不辩”，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既不执滞亦不绝弃，人完全成为语言的主宰。这样的语言学特点与汉语重意不重形、以意驭形的意合观不谋而合。

简言之，儒家语言上的观点是对汉语意合特征的总结，即意义表达为重;墨家则表现为“重言”;道家语言观在哲学意义上重无名，语言特点是善言，以言达道。在语言上，这些讨论侧重语言的社会意义，如何准确表达言者之意、之想是汉语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明显折射出中国古代语言重意义、重思想表达的语言特点，也是对汉语意合特点的思考。

2.2西方古典语言哲学观

西方语言的哲学思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希腊哲学家在对认识论问题的讨论中，萌发了对语言的哲学意识。赫拉克利特强调语言在认识中的功能，探讨思维和语言表达的关系和语言的意义。柏拉图建立了西方第一个语言哲学学说——命名理论，开创了对语言的自觉的哲学反思。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立者，系统而全面地探讨了语言。他认为，逻辑是思维用语言获得知识的工具，其逻辑系统即三段论，是建立在句子的主谓结构这个语法核心范畴之上，对语词作了分类，分为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处所、时间、姿态、动作、承受，并对这些范畴作了探讨。这样的语言研究具有本体性，完全建立在西方语言的基本特点和规律之上。

亚里士多德开启了西方形态语言本体研究的先河，他总结了主谓结构为句子核心的语法规则，定义了西方语言中的重要词类，对西方语言特征做了准确概括。从此，西方语言的研究展开了形合探索。

3.思维模式与语言特征

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的特点与各自民族的思维方式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3.1整体与个体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思维上的整体观，主张把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看作一个不可分割、互相影响、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即“天人合一”。中国人重综合，重整体抽象。反映在语言上，汉语重意合，重隐含，致使语言的简约和模糊，不拘于形式，借助词语或句子所含意义的逻辑关系和语境的存在来实现之间的连接，追求语言表现的和谐统一。喜欢整体匀称，词语和句式往往成双成对，富于均衡美与节奏美，如对偶、排比、反复、重叠，多用平行结构、同义反复、四字短语，追求音节对称整齐、词语对仗工整。例如，“美满”“甜言蜜语”，体现了音节和字义的协调;“冰天雪地”、“禽兽”、“桌椅”等体现了同类归并;“多少”、“迟早”、“彼此”等体现了对立统一。

西方哲学认为，人和自然是处于永恒的矛盾对立之中。强调“人物分立，主客对立”，注重元素，结构和形式的分析。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许多自然科学家主张把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或过程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具体问题从总体中分离出来研究，从而形成了从整体到个体的分析思维模式。反映在语言上，英语重形合，重明示，使得语言严谨、清晰，秩序井然，达意准确。在词法、句法上呈显性，形态明确，建立起以“主语一谓语”的结构框架为基础和与此相联系的名词、动词的划分的语言理论。英语注重语言形式上的接应，主要依靠各种有形的连接手段以达到语法结构的完整性，并使用表现逻辑关系的连接词、关系词及介词等，特别强调句子成分之间的从属、修饰、平行、对比等关系。例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You can fight a hundred battles without defeat if you know the enemy as well as yourself. 显然，英语句子中的下画线部分不能省去，因为英语的语意不是按自然语序排列的，靠连词、介词等来表示各种复杂的语义关系表达。

3.2 悟性与理性

从哲学思维方式的角度进行界定，“悟”是对对象本性或内蕴的一种直觉的明澈透察。在中国哲学传统里，强调认知活动的体验性、直觉性。儒、道、佛等先秦时代的思想家重视“悟”的方式。而汉语重悟性的突出表现是意合，语法呈隐性，话语中可以不断出现文字的跳跃，注重意念流，其清晰的脉络全凭悟性交流，句子组织方式无须执行英语的主谓语一致，动词的人称变化，名词的单复数等规则。一些表达方式在英美人看来是非逻辑的(如：救火、晒太阳、在家养病)，但中国人通过“约定俗成”的悟性和一定的语境，并没有产生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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