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水资源的自主管理研究，水资源自主管理应运而生。但是，农民阶层参与水管理的缺失，使得这种自主管理的效用发挥是有限度的。

晋陕地区地处欧亚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水资源总量贫乏且时间上分布极不均衡，夏季多雨而冬春干旱，有限的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始终是这一区域社会生活的重要问题。明清时期，由于人口的急剧膨胀、土地开垦面积的增加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水源地森林的大面积砍伐，使得本已由于地形和气候条件限制而形势严峻的水环境更加“雪上加霜”。同时，伴随着国家政权在水资源管理事务中的逐渐淡出，一种为了满足社区成员基本的用水需求、维持正常的用水秩序、促进社区的和谐稳定，由农村内部进行的一套“自下而上”式的水资源自主管理活动开始发挥出其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地区的乡村社会自发成立了民间水利组织，并依据当地用水惯例和国家水法，制定了一系列水利规约，对包括水资源的使用次序、使用时间、使用量在内的各项涉水事务进行具体管理，同时，民间水利组织还利用强大的道德评价机制，对乡民的个人用水行为进行严格约束，并对用水过程中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这种水资源的社区自主管理模式在当地一直延续了数百年，直到新中国成立，才伴随着“国家所有，统一管理”政策的实行而消失。作为一种能够持续长达数百年的水资源管理模式，明清北方缺水地区的水管理实践定有其值得借鉴的成功之处，同时，作为历史的产物，它也必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即拟通过对明清时期晋陕两地农村社会的水资源管理状况的考察，深入探讨其管理形势特点，效用以及存在的问题，以期对当代水资源的社区自主管理提供历史借鉴。

一、明清晋陕地区的民间水利组织

长期以来，地处欧亚大陆性季风气候区的晋陕地区就是严重缺水的区域。明清时期，随着气候变冷变干以及人口的急剧增长，许多地区水利设施的经年不修，导致了水资源匮乏的问题更为突出。在陕西，咸宁县的南山在乾隆以前还“多深林密嶂，溪水清澈，山下居民多资其利。”然而自从乾隆年间“开垦日众，尽成田畴，水潦一致，泥沙杂流，下流渠堰易致淤塞”。[ 11] 礼泉县北二十里的安谷水、八十里的巴谷水以及县南的观音泉，在清前期尚能引以灌田，但到了乾隆年间已经皆无灌溉之利了。[ 22]汉中的乌龙江、清水河原本“民循堰渠之规，田收灌溉之益，盖有利无害者”。但自从清中叶“老林开垦，山地挖松”，以至于“每当夏秋之时，山水暴涨，抉沙拥石而行，各江河身渐次填高，其沙石往往灌入渠中，非冲坏渠堤，即塑塞渠口”。[3]在山西，翼城的滦池泉自明弘治18年( 1505年)起至清末共发生4次停涌,陷于完全干涸境地。介休洪山泉则出现三次断流，而晋泉也分别在崇祯22年( 1650 年)和雍正元年出现了明显的水量减少的现象，以致造成“衰则停而不动,水浅不能自流,水田成旱”的严重局面。[4]与此同时，由于吏治腐败、财政紧张、管理成本增加、外敌入侵和农民起义频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与维护之外，政府开始逐渐淡出对水资源的具体管理，其在水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呈现出明显的不断弱化的趋势。如山西定襄县的广济渠，是乾隆三年(1646)由政府动工兴修的，最初可以灌十三村田地，十分重要，但从乾隆二十年(1681) 以后，久未疏浚，渐致淤塞。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陕西地区，据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载：“自清代乾嘉以迄咸同，兵事频兴，奇荒屡值，官民两困，努藏空虚，河渠多废而不修……郑白径渠亦十废小半，漆、沮、沪、渐亦如之。”[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