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人口流动机制的内容，人口迁徙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既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又有利于个人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当代中国人口流动是在二元社会结构体系下发生的流动，户籍管理制度不但是强制人口流动的手段，而且是限制社会流动的枷锁;而且，当前中国的人口流动是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社会体制结构不健全情况下的流动。我们选择建国后三次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比较和分析，认为人口流动必须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按照“市场理性”的原则，让流动者自主选择流动;否则，缺乏社会经济基础的政府主导的流动，必然造成社会动荡和资源浪费。

关键词：人口迁徙;流动机制;路径特点;市场理性

人口迁徙①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既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又有利于个人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时，国内外的移民史也告诉我们，移民是当地社会的新鲜血液和最活跃的力量，经济越发达，社会的流动化程度就越高。建国后，我国的人口流动频繁，规模庞大，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正常生活影响强烈。小规模的流动次数难以精确统计，千万人以上规模的就有三次，即：1958年至1962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的精简下放，1968年至198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农民工流动。我们择其比较，因为它波澜壮阔，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过程和普通家庭生活命运;我们探讨其流动机制，有利于揭示人口流动发生的内在原因和驱动力量，使人口流动更好地促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一、建国后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情况概述

(一)第一次人口大迁徙(1958-1962年)——大跃进和三年暂时困难时期

1949年到1957年，我国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五年的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两个阵营”冷战背景下，如何快速发展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竞争，创造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这是摆在我国领导人面前的主要问题。当时我党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的发展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思想，1958年起，在急于求成、急于赶超的“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农村大力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城乡各地大办工业、大办钢铁，大批农民经招工进入工矿企业，城镇居民人口极度膨胀。1958年一年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猛增到4532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2000多万。城镇人口由1957年的9949万猛增到1960年的1.3亿多人，3年增加3124万。同期所增人口中约有90%属于机械增长，其中2000万来自农村，流动主要集中在1958年。

违反经济规律的实践必然失败。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减产，农产品供给短缺，工业经济效益下降，国家无力负担庞大的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在经济形势危急关头，国家被迫从1960年底开始将1958年以来新招职工中的原农村人口大批下放回农村。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共下放城镇人口2600多万，其中职工2000多万，干部100多万。当时的提法是“增强农业战线的劳动力”。这是中国人口流动中的第一次逆向大迁徙。②

(二)第二次人口大迁徙(1968-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建国后，党和国家一直倡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但规模较小，方法较为温和，对社会和城镇居民的影响不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变味和转折在于1968年12月11日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人民日报》同年12月22日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镇青年和数千万家庭的命运，同时也影响了广大的农村和农民生活。在这一时期，全国共有1600多万知识青年走向农村、走向边疆。上山下乡的高峰在1969-1971年，三年内，全国有573万知识青年到农村落户。1972年后，国家规定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可作为招工对象回城，改变了知青有去无回的状况。知青的大批返城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无法继续在艰苦的农村、边疆生活，绝大部分知青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陆续返回城市。至此，这次运动宣告结束。这是中国人口流动中的第二次逆向大迁徙。

(三)第三次人口大流动(1984年-现在)——80年代中期以来的“民工潮”和农村人口流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民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工业经济和城市建设快速的发展，大中城市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急需大量的劳动力，而农村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劳动力有了选择劳动方式和劳动地点的自由，农村多余的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4-1992年)，政府的基本政策倾向是限制流动。农民工可以进城打工，但城市政府为了解决城镇居民的就业问题，对农民工从事的行业作了政策限制，只能进入城市居民不愿干的建筑、运输、环境卫生等行业，从事脏、差、累的工作，其身份是临时工。特别规定农民工不允许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从事长期性的工作。其特征是临时性、流动性和不固定性，候鸟式特点比现在更为显著。根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全国非正式迁移人口达2160.9万人。

第二阶段(1992-现在)，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发表后，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确立，各地因经济建设的需要进一步放宽了对农民工的就业限制，农民工的流动规模急剧扩大。据农业部抽样调查估计，1997年为4461万人，1998年为5481万人，1999年6683万人，2001年为8961万人，2002年为9400多万人。目前已达1.4亿多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③这一时期的人口流动特点与前期有所不同：一是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政策性限制(行业进入)基本取消;二是主要流向沿海发达地区及城市;三是流动人口的职业相对固定，就业范围进一步扩大，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吸收了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四是青年农民工成为大多数外向型加工企业操作工人的主体;五是部分国有工矿企业也招收了农民工。六是人口流动中的家庭化趋势日益显现。

二、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流动机制比较

社会人口流动和迁徙的发生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等因素所决定的，既有其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又有其发生的规模、力度社会影响的偶然性。我们要探讨这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流动机制和不同特点，就必须考察它们的成因、对象、动力、流向、路径、方式、内容、流动成本和社会影响(结果)。

(一)三次人口大迁徙的成因：由政治意识主导到经济建设为中心

1.由指导思想失误到社会客观需要。

历史地考察重大的社会事件，我们就会发现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进程中，意识形态理论和党的指导思想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的人口迁徙的发生、发展与对“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片面理解和急于赶超、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有关。错误的理论导向和“左”的指导思想，引导人们头脑发热、心态狂躁、作风浮夸，不顾常理。马克思主义认为必然到自由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不断反复的前进过程，它不能一蹴而就。但在当时的宣传中否定客观规律性，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有多在胆，地有多高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放卫星”等等。这种思想倾向到1958年膨胀到极点，造成了人口流动中的“大跃进”现象。

第二次人口大迁徙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思想意识形态烙印。毛泽东从延安时期就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建国后我党一直提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后来性质发生转折，由倡导变成强制，似乎知识青年不到农村去，则将一事无成。“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反修防修”的需要，是缩小三大差别的需要，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因此要改造人，消除知识青年中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影响，必须到穷苦的农村去锻炼，在艰苦的环境中去磨练，将青年人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阶级属性的错误认识是这次上山下乡运动发生的思想意识根源。

第三次人口流动的发生和实行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在指导思想上确立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方针。正确的指导思想是社会变革的灵魂，意识形态理论和指导思想正确了，社会变革才能成功，人口流动才有正确的方向和路径。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由政治与经济的错位到经济建设为中心。

政治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党一直重视政治工作的重要作用，这有历史合理性的一面，但过分对政治作用的迷信和依赖，却会适得其反。用“政治统帅经济”的方法来搞经济工作，必然违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经济发展则欲速而不达。我党通过运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认为搞经济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因此“全民动员，大办钢铁”，结果劳命伤财，得不偿失，导致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和经济的崩溃。政治与经济关系的错位是大跃进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生既有政治因素，又有当时经济现实的需要。政治因素：1966-1968年的文革高潮已经过去，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目标已经实现(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打倒)，作为文革的主要动力——红卫兵作用渐渐消失，并成为毛泽东的政治负担，如何将他们派发出去，有利于城市局势的稳定，上山下乡则是最好的选择。经济现实：由于1966-1968年的三年“文革”动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工厂停工，企业停产，学校停课，无法安排近400万“三届大中专毕业生”，让这些青年继续留在城市，必然加剧本已混乱不堪的局面。同时，“老三届”不“清淤”，更多的学龄儿童无法入学，现实迫使知识青年走向农村、边疆。

第三次人口流动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人数最多，内容最广泛、变革最深刻的人口迁徙进程，是党和国家正确地处理了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后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只有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人民公社制度才能废除，家庭联产责任制才能实行，背朝蓝天脸啃泥的农民才能从田野里解放出来，他们可以不再屈居于乡村僻野，到城市去，到发达的沿海地区去，到自己向往的地方去，追求幸福生活，哪怕现在的生活还很辛苦。摆正了政治与经济的位置，人口流动才能健康发展，才有社会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