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口流动要顺应社会经济规律发展的需要，社会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人口流动要与之相适应

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人口流动也要按照“市场理性”的要求进行。就是说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了人口的流动状况，经济是人口流动的基础，脱离了经济需求的人口流动是盲目的和人为的，无法获得成功，因此必须十分注重。前两次人口迁徙的失败根源就是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的现实，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现在的人口流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是“市场理性”支配下的流动，既促进了社会经济繁荣，又提高了流动者的生活水平，实践也证明了合理的人口流动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三)人口流动必须是流动主体自觉自愿的行为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人民不断争取自由的斗争史。在人口流动中，流动主体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其中选择新的居住地是一种主要的方式，这是流动者主观的自我选择，是非外界社会强制力的压迫。人们带着良好的愿望到新的住地，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心甘情愿的。但是，政府为了某种政治或经济目标，采取强制的政策性流动，必然违背流动者的主观意志和愿望，是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侵犯和剥夺，这种被迫的流动实质上就是对劳动人民的“流放”。人的劳动积极性何以发挥?人口流动的目标怎能实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人口流动是流动主体自觉自愿的选择，是“自由”的流动，因而，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劳动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流动者在流动方向和路径选择上要有自主性。

人的具体流动行为是流动者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在流动的方向、内容和路径的选择上要有自主性，即多方向、多地域、多行业之间的自由选择;时间上可长期的或短期的;在内容上可以去工矿企业，也可以去经商或服务业;在路径上可以去甲地城镇企业当工人，也可以在乙地继续做农民，等等。流动的自主选择性是决定流动能否成功的主要标志。如当时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同是下乡，但对某一特定个体来说，他只能去边疆，而不能去农村，这是由国家和当地政府决定的，个人没有选择的权利。这种抹杀了流动者自主选择性的迁徙，其结果可想而知。我们强调这一点，就是说在今后的人口流动中要充分注重流动者的主观愿望和自主选择，切忌强行指派。

(五)人口流动以市场导向为主，政府给予必要的信息引导、政策支持和制度保证

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基本确立的今天，经济建设要遵循市场规律，人口流动也要按照“市场理性”的原则，引导人口流动的方向、路径和内容。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机制既是人口流动的导向，同时又给人口流动带来不确定性，使一部分人的流动陷入盲目性和无序化。对此，第一，政府尤其是流入地政府要加强信息发布和政策引导，发布当地的就业信息，既可以避免外来人口的盲目涌入，给社会正常秩序带来负面影响，也可以减少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成本。第二，流入地政府要废除歧视外来农民工就业的政策性限制，切实保障外来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使流动成为“完全”的流动。第三，现行的户籍制度改革和设置，要适合社会公平、经济发展和方便人口流动。只有这样，人民平等、城乡一体、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才能实现。

注释：

①词源上，“迁徙”是指多种鸟类依季节不同而变更栖居地区的一种习性;“迁移”是指动物进行一定距离的移动的习性;迁徙可能回到原栖居地，迁移一般是离开原栖居地，到新的地方居住。流动是指人和动物的运动，包含迁徙和迁移，范围最广泛。运用到人口流动上各自的含义有所不同。

②由于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统计数据不全、不实，迁徙人数的数据各个研究者有所不同。请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的《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李若建的《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人口迁徙初步探讨》，陈理的《60年代初精减职工、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决策的研究》。

③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29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7万人。即是说2000年底全国流动人口已达1.4亿多人。目前也有报道称，2006年流动人口已达2亿左右。

④“政府的流动”具有二重性。一种是政府和国家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和综合发展需要，对部分地区进行移民，如三峡水库移民，退耕还林移民，水源保护移民等，是正确的合理的人口流动;另一种是本文所说的脱离客观实际的，违背迁徙者主观意志的强制性的迁徙。

⑤本文所说的“生存理性”与黄平的含义略有不同，主要是指由人的本性决定的追求更好的居住环境和获取幸福生活的本能驱动。

⑥俞德鹏(2002)的研究认为1962年到1979年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为1776万人，国家为此累计拨发安置经费75.4亿元。(参见《城乡社会：从隔离走向开放――中国户籍制度与户籍法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7月21日国务院务虚会上，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讲到上山下乡问题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每年国家、地方、企业要花20余亿元(用之于上山下乡)。本文根据推算从1968年到1980年估计约为100多亿元。确切数据有待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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