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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持了比较稳定和快速的发展趋势，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造成重灾区和“中国奇迹”的出现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伴随而来的，“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也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1994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其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率先开始了对“中国模式”的探讨。之后在21世纪伊始，国内外学者开始着手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而且也得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成果。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清华大学教授、高盛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的“北京共识”概念提出具有里程碑意义。乔舒亚·库珀·雷默认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系统地对“中国模式”进行了阐述，为以后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自此以后，研究探讨中国模式的文章开始显现于国内外学术刊物之中。鉴于制度移植在中外成功和失败经验的鲜明对比和制度移植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本文试图从“制度移植”以及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视角，探究“中国模式”形成的制度移植经验，剖析目前中国改革受到制约的原因和寻求未来改革的突破口。

　　一、“中国模式”需要制度移植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凡勃伦认为，制度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维习惯”。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由一系列正式约束、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所构成。诺思认为，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包括经济规则、政治规则和契约等；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道德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性、价值信念、意识形态等因素，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实施，有赖于国家主体的强制执行力。从制度变迁的速度来看，正式制度变化可以在短时期内完成，而非正式制度变化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从制度变迁的途径来看，主要有两个，一是制度创新，二是制度移植。制度移植是现代制度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将一种经济环境中成熟完善的制度移植到另一种发展较低级的经济环境中并与受体实践相结合，移植的含义在于加速制度变迁。制度移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被动移植，主要表现在殖民时期殖民地国家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第二种是主动移植，较大范围地存在于当前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进程中。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和正视自身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 逐渐意识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制度的竞争。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吸引更多的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并极大促进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制度优势比其他因素的优势更重要。我们要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获的自己的一席之地，谋求与发达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平等地位，改变其不利的国际处境，除了效法这些国家的制度外别无他法，而且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一些正式制度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惯例的正式制度，是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的。从发达国家移植一些较成熟的制度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与风险。现在我们可以欣慰地看到，我们30年的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效，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国际社会所推崇的“中国模式”。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