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模式”制度移植的特点
　　 制度移植并非简单的制度照搬，其过程一般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具有管辖权威的制度采纳者学习制度原创者的先进制度；更高一层的意义在于利益相关者围绕制度进行制度改良，它奠定了移植外部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并直接决定着制度移植的有效程度。然而，这两个层次的制度变迁过程都有可能出现制度移植失灵和制度陷阱。避免出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变迁必须以本国国情为出发点，不仅要学习所要移植的制度的形态和具体构架，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将制度原创者的“精髓”吸收并不断内化。同时，由于全球互联网的发展、公民政治信息获得渠道的多元化和公民参与手段的多样化，制度比较和制度变迁已经不再由单个治理主体或决策者所单独决定，而成为包括各阶层的众多相关利益者博弈的过程。所以，从国家治理这个层面上来看，不能简单地将制度移植看作是一个从上而下的过程或者从下而上的过程，更多地，其可能表现为一种上下互动过程。
　　 历史上中国对待外来制度的态度基本与上述方式是相一致的。近百年来中国也是在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制度模式，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再到邓小平理论，这些无不体现出实事求是、立足国情的制度移植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先在特区移植先进制度进行制度试验，再将试验结果适当变形普进行推广的方式，有条不紊地解决了移植体的选择问题。该过程最重要的是建立具有连续性的中间制度，即平稳地把初始结构与符合被移植制度的终点结构连接起来的制度，典型的是中国的“双轨制”。这一制度将“培育”和“设计”的优势结合起来，并能够控制制度建设的速度。
　　 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度移植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路径选择的内生性。在改革初期，虽然确立了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市场经济规则。即便环境如此，也已经为制度创新营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在没有突破权力中心的忍耐极限条件下，给予了“体制外”的制度创新以巨大的生存空间。在制度创新过程中，有些具体的做法和措施可能并不完全与当时的制度环境相适应，但这种内生的制度创新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前进方向，对当时的生产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较其他制度安排来说，制度环境的变迁是一个更为长期和缓慢的过程，但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已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能重现和复制的。现在看来，政府探索适合自己的制度创新过程是痛苦的，但却是有利于经济体的长远发展。因此在制度移植的时候，我们首要重视的是这种内生的制度变迁途径。
　　 第二，制度创新模式的渐进性。中国的经济转型采取的是一种“双轨制”的渐进变革方式，即先维持体制内因素不变，同时创造宽松环境鼓励体制外经济发展。②各级地方政府担当起了这种体制外制度创新的任务。然而，由于国家治理的中央集权制结构，所以合法性问题便成为体制外制度创新诞生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如果政府的制度创新违背了权力中心的制度供给愿望，其制度创新将得到否定。在改革之初，一些乡镇企业逐步发展，虽然这种创业形式受到了政府的批判，但因为这种做法增加了农民的收益，也增强了基层政府管辖地的经济基础，所以基层政府还是非常支持这种对既有制度的变通。这种变通规则、重新解释既有制度的办法，是当时政府制度创新主要手段。在之后的分权式改革中，地方政府成了新的利益主体导致其竞争意识逐步增强，政府开始主动介入经济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客观上也为节约企业外部交易费用起到了推动作用。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基础政府的制度创新和中央政府对制度变迁的肯定和修正，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直至今天，“中国模式”已然日趋成型。　　 三、“中国模式”的特征及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中国经济体制的演进，是一次宏大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然要打破旧有经济体制的框架，创设出一整套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型制度安排。经过制度移植和改革，“中国模式”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征。如张维为指出，“中国模式”的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比较强势、比较有效的政府，它能够制定一种比较长期的符合自己民族利益的长远战略和政策，而且有能力把它付诸实践

中国模式的制度移植路径评析就为朋友们整理到此，希望可以帮到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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