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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军备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有着特殊地位。西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军备经学说惯于从需求与利润率两个维度分析军备生产的反周期效用，但这些学说至今仍缺乏坚实的理论建构并难以得到现实经济数据的支持。近十余年来，部分国外学者超越传统阐释框架，从新自由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从金融化、资本积累等角度研究军备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危机的关系，这些探讨为我们深入研究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帝国主义军备发展的趋势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关键词：军备生产;军费开支;金融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危机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Ol-008-06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备生产或军费开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结构性危机有着十分微妙的联系。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们对此所言甚少，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军国主义及军备经济的关系发表了颇为深刻的见解。

卢森堡在1913年出版的《资本积累论》中就提出，军国主义不但“在资本的历史上，完成一种十分确定的任务，它与积累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相伴随”，而且它本身就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领域，是“实现剩余价值的一个卓越的手段”。她还指出，军国主义实质上就是将向工人和农民征税所得用于军需品生产，一方面“保证资本能够维持常备军，即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它能取得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广大领域”。卢森堡对资本主义军备经济的分析，显示出了作为革命家和理论家的远见卓识，她的某些具体观点对其后的曼德尔(E.Mandel)和比莱斯(R.Beilais)等人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布哈林也在其《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提到，军事生产吸收了剩余价值并妨碍了扩大再生产。

二次大战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军费开支水平与战前相比有了一个“质的变化”。冷战格局，相对繁荣的经济和高昂的军费开支并存，使得不少马克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以及其他非正统学派经济学家，包括斯威齐(P.Sweezy)、巴兰(P.Baran)、曼德尔、韦斯科普夫(Weisskopf)、莫斯利(Moseley)、基德隆(M.Kidron)和罗恩·史密斯(R.Smith)等，开始重新审视并深化对军备问题的探讨，所谓“永久军事经济”学说，也形成于这一时期。这些观点在当时和后来，在不同经济学阵营里引起了一些争论(包括80年代在一些后凯恩斯主义杂志上的交锋)。1980年代后，资本主义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其军备经济与军费开支也表现出了一些新特征，由此催生出了一些与传统阐释不同的“替代理论”，这些理论多来自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如杜梅尼尔(G.Dum6nil)、列维(D.L6W)、比莱斯和塞法蒂(c.Serfati)等。事实上，在热衷于对现实的美国经济危机进行分析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中，也有部分学者重新提出军费开支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相关性的问题;还有学者认为，80年代以来，非生产性支出(如军费开支)降低了资本有机构成对利润率的向下压力，从而延缓了利润率危机，等等。这些理论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阵营就当前危机进行争鸣的一个环节，也应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

一、马克思主义传统军备经济理论中的“供给”与“需求”

1.军备生产的特殊性质

军备生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有着颇为特殊的地位。首先，军备生产被视为是“非生产性”的，因为军需品一旦生产出来，便不再进入再生产过程。生产资料的消耗需要一定时间，但这种消耗是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而军需品的使用则不是生产性的，也可以说，要么闲置，要么毁灭现存资本。其次，军备生产和销售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一般市场和竞争机制约束。购买者国家和军企业缔结军备生产合同，而绝大部分军需品有着唯一指定的用途，不进入市场自由流通。军事采购中还存在有利于生产者的信息不对称，因而军备生产者可能获得超额利润，或者回避市场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最后，军备生产在国家和军工巨头的高研发投人下，往往形成技术革新，新技术在转为民用后，将给经济提供刺敌;曼德尔就将战后持续的技术革命和经济繁荣，称为军事技术革命的“副产品”。

2.马克思主义传统军备经济理论中的“需求派”

军备产品也有需求和供给两方面。二次大战后直到19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军备经济理论，正是分别从这两方面来解读军备生产的经济学意义的。重视军备经济的需求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斯威齐、巴兰、韦斯科普夫、马格多夫(Magdoff)等，此外还有卡莱茨基(Kaleeki)和莱赫(Reich)等。其中，巴兰和斯威齐的里论较有代表性。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年)中提出了“经济剩余”诸概念。其中，“潜在经济剩余”被界定为“一定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下，利用可获得的生产资源所可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可认为必需消费品之问的差额”，它可表现为“非生产性劳动”的存在，“包括为了满足在资本主义特定条件和生产关系下产生的产品和劳务需求而从事的全部劳动”，即从事制造军备、各种奢侈品和炫耀品的劳动，还有政府官员、军事设施人员、教士、律师等。又因军备生产要求政府较多干预，这种“军备导向的政府管理”制约着大企业的研发，因而也造成社会总福利的损失。

在巴兰看来，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在任何既定情况下，投资量总是小于在充分就业条件下产生的至济剩余量，它最终导致就业不足或生产过剩。”虽然最初资本主义可通过向非垄断部门投资或者发展新行业来吸收剩余，但当这些手段渐次耗竭后，它只好依靠“外部力量”的刺激，即以推进充分就业为名的各冲政府行为，如转移支付、公共消费开支、少量生产性投资等，最后，诉诸各种非生产性的政府行为和帝国主义政策：对外贸易、投资、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等。这不可避免再次引出军备经济的问题——“为‘保护’每外领土或推行海外政策所必须的军事机构方面的开支，以及为它所支配的一些地区和在其他一些竞争性戈‘不确定’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宣传、颠覆和进行间谍活动而设置的庞大机构方面支出——所有这些都达到了惊人的数字”。巴兰在后来与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1968年)中则专辟了一章：“剩余的吸收：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研究了“军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提出“美国寡头统治集团之所以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和日益增长的军事机器，是它遏制、压缩和最后摧毁竞争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个目标所产生的逻辑的必然结果”。

3.马克思主义传统军备经济理论中的“供给派”

另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注意军备生产的供给面，即军备生产或军费开支对于平均利润率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提出了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作为资本积累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利润率长朝下降趋势将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这一原理为基础，美国托派学者埃德·沙德(Ed Sard)、基德隆和后来的克里斯·哈曼(c.Harman)提出并发展了“永久军事经济”学说。其中，基德隆和哈曼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基德隆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封闭的循环体系，而军备生产则是该系统的一个“渗漏机制”。这样，高水平军事支出起到了抽走资本积累的作用，并渗漏了大量的剩余价值。其后，哈曼在经验证据和国际政治理论层面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曼德尔本人的军备理论似可划归“重视军备经济的供给面”一类，但其观点有一个演变过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论》立场与巴兰等颇为接近，认为军费开支的重要性表现为：“总需求分为两个部分：对消费品的需求和对资本品的需求(机器和设备)，社保基金的增长保证了危机爆发后对消费品的需求不致猛降，而公共开支(特别是军费开支)则使得对于资本品的需求不致出现猛降这样，新资本主义便至少是暂时地，缓和了(危机的)广度和深度。”直到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晚期资本主义》等著作中，曼德尔才在批判“持久军事经济”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之所以求助于军备生产，是因为在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不能‘通过正常途径’为所积累的全部资本找到有利可图的使用方式”。军备经济正是起到了一个使用剩余资本进行“经济扩张”的作用：“投资的资本总额增加了，商品生产总量及其价值也增加了;已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也增加了;就业提高了;而且，国民收入也较以前为高。”不过，需依靠闲置储备的军备生产最终无法挽救资本主义，反而会造成持久的通货膨胀，并加剧阶级斗争和国际关系的紧张，战争爆发的风险也大大提高。

4.马克思主义传统军备经济理论评析

19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军备经济学说的“需求派”和“供给派”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哥特海尔(Gottheil)就直接将“需求派”斥之为“非马克思”的思想。西曼斯基(Szymanski)和罗恩·史密斯均从经验证明方面提出了质疑：例如，需求派理论假设的国民财富以及资本积累速度与军备开支的增长之间的积极关联无法从经验分析得到验证。西曼斯基的结论是：“军费开支一般说来似乎不能减少衰退，即便它在缓解就业方面效果显著。”蔡特林(Zeitlin)甚至认为，巴兰和斯威齐显然是作了“太多的假设和太少的解释，其论证方式是前后脱节和极为拖沓的，常常感情用事且过分夸张。”

很可惜，“永久军事经济”理论的有效性同样遭到了质疑。首先，军备经济对资本积累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迟滞作用，关键在于假设即第1部类(军备生产)有机构成和利润率独立于其他两大部类。曼德尔、霍华德和金都指出，这一假设来自于博特凯维茨的再生产图式，而军备生产部类则类似“奢侈品”生产部类。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指出，博特凯维茨，进而基德隆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平均利润率形成的理论，生产军备的第1部类同样参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而其有机构成的提高也会造成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军备生产若要缓解利润率下降趋势，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军备生产部类的资本密度比其他两大部类低，因而降低了总资本的有机构成。曼德尔也认为，军备生产部类只有在获得比平均水平更高的剩余价值的情况下才可能阻止利润率下降，而超额剩余价值既不能源于相对剩余价值，那么只可能是在战争或奴隶劳动条件下，对从事军备生产的劳动力支付极低的报酬而得到的，但这已经不是“正常”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因而，曼德尔倾向认为，就利润率趋势而言，军备生产的影响是“中性”的：“它以提高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方式加速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是，它又以通过对工资课税的提高和消费品价格水平的提高而确定剩余价值的增长方式，阻碍了同一个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两种影响可以相互抵消”。

二、金融全球化时代的军备生产与当代新自由主义危机

1.融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军备经济体系的演变

事实上，即便不考虑上述理论模型在一致性和经验验证方面的种种不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军备经济理论，由于偏重单一要素(有效需求或利润率)阐释力，还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适应性演化过程。“永久军事经济”等学说的理论背景主要是战后至70年代的“凯恩斯妥协”(也称“福特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管理自治程度加强，国家较多地干预经济，广泛实施管制，抑制金融资本的利益，对自由贸易和资本国际流动施加了限制;工人工资购买力有所增加，政策向充分就业倾斜，建立了战后的所谓“福利国家”。经过70年代的滞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新自由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更加严酷的工作条件、工人购买力的停滞(或倒退)、社会保障体系的侵蚀，等等。企业是为了股东的独占利润而经营的，政府热衷于严格控制通货膨胀，而不关心充分就业，还有大规模的去管制化、自由贸易和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构成了金融全球化时代的主旋律。

在新自由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军备生产是否也有不同于前一阶段的转变?如果有，这种转变对于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危机有何影响?对这些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军备理论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法国学者塞法蒂在与马姆帕伊(L.Mampaey)合著的论文《军工集团与金融市场：走向“无限战”协约》中提出，要超越那种仅将军备生产视为单一工业部门的陈旧观念，而将其视作“一个由各种独立要素构成的、有自身再生产逻辑的整体”。美国军工体系(伴随着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层面的相应调整)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了股权结构、技术和与国家的关系等方面的重大转变：首先，机构股东和“金融共同体”在军工大集团的重组及战略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构成ADI(Amex Defence Index)指数的15大军工集团为例，机构投资者控制其净资本的比例，要高于其控制生产普通资本品的企业的比例，还不包括金融机构间接控制的资本。此外，1986年美国大幅削减军事预算后，为了提高军工企业的绩效，在国防部支持和鼓励下，美国军工体系内部开始了一系列合并，主要以纵向并购为主。其次，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特别是在信息通讯技术领域)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有利于军工集团的转变。“安全”在信息通讯技术领域(TIC)中地位日益重要。早在1980年代，美国就利用自身信息技术优势，发展出了“制信息权”概念;美国国防部上马了一系列与TIC和航空航天相关的研发项目，这些项目不但在1986～1998年美国军事预算削减中拥有豁免权，还在种种幌子下为保护军工巨头设置了市场壁垒。最后，政治机构特别是行政机构加强了与军工集团的联系。“9·11”事件之后，美国成立了国土安全部(DSN)，这一举措反映了美国史无前例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政治集中化。DSN下属22家行动机构，享受380亿美元的预算。DSN的建立是与美国霸权紧密联系的，它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战后的地位，是“政府军事化”的重要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