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军备生产：前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积累

既然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军备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产生了新的变化，也就有学者不满足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军备经济理论而另辟蹊径。雷诺·比莱斯在1990年代末发表的《军费开支与资本主义的动力》一文，并未满足于对“永久军事经济”学说的单纯批判，而是着手建立一个更加接近马克思原典思想的阐释模型：“原始积累”模型。他提出，将军备生产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消极反应是不确的，它是部分资本家实现其“历史使命”即资本增值的一种手段。“个体资本家全然不关心总利润率;相反，如果部分资本家形成了一个能够实现高积累的、拥有决定性势力的中心，他们的资本就能比平均水平增殖更快”。军费开支对于部分资本而言就构成了这样一个积累领域，这些资本垄断了比其他资本更优越的增殖条件，并造成了其他资本的贬值。

在上述前提下，比莱斯提出，原适用于特定历史现象的“原始积累理论”，也可用于解军备生产的本质——“原始积累”不仅助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扩张，也为部分资本作为支配者进入其他领域提供了条件。为了进入这些新活动领域，资本家需要至关重要的原始资本，因为军备生产拥有较高或者较有保证的利润，且得益于军事研发合同，能够以低廉成本发展新技术，它就为资本家提供了积累准备。这一模型用来解释1980年代后军费开支的下降趋势亦是有效的。有许多因素构成了这一下降趋势的背景，如军工利益集团与其他资本家集团的博弈，7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的经济增长率对军工企业利润率的影响等，军备生产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摆脱危机的权宜之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自然也在军备生产过程中展开。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发展，出现了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结果，部分资本家逐渐退出军备生产，转向新的积累领域。

3.新军国主义与美国霸权

新自由主义时代军备生产的另一个模型，或者说另一个“理论解构”，是由杜梅尼尔和列维提出的。在他们看来，“新军国主义”自有其重要性——“尽管全球资本主义面临严峻考验，但美国新军国主义的抬头似不能视为面对严重危机的一种逃避手段，却可视为建立一个美国霸权支配下的全球秩序、即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战略新步骤”。以《新自由主义与新军国主义》(2003年)等著作为代表，杜梅尼尔和列维对于新自由主义时期军备生产和军费开支的看法可以归纳为如下两点：军费开支增长趋势的“自主性”和军备生产的“边缘化”。何谓军费开支增长趋势的自主性?就是说军费开支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危机关联性较弱。以朝鲜战争为高峰，美国军费开支虽然总量较大，却一直呈下降趋势。至20世纪初，军费开支的增长与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的波动和总量相比，微不足道——单是家庭部门的支出，就占到了2001年美国GDP的77%。除了占GDP份额极小外，军费开支的增长与2000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几乎同步，因此，认为美国会为了摆脱危机而投入战争(遵循“战争的铁律”或军事凯恩斯主义)，或者美国会因为遭遇危机而无法为军费融资，在杜梅尼尔和列维看来都不得要领。事实上，新军国主义路线对于美国的宏观经济路线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那么，何谓军备生产部门的边缘化?即美国军工复合体“虽相当的势力，但已经不再是美国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以美国国防部10家最大供货商为例，洛克希德一马丁公司订单总额近150亿美元，营业收入240亿美元;波音公司订单总额近130亿美元，营业收入580亿美元;通用电气订单总额17亿美元，营业收入1260亿美元。这些公司确为巨型企业，但却只代表大型企业体系中的很小一部分。除通用电气外，全美最大的企业大多是石油公司、大型超市、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制药厂，其中尤以金融保险和医药卫生领域的企业为雄。上述企业通常与军备生产没有特殊联系。杜梅尼尔和列维强调，金融部门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利润率也超过美国国内不景气的制造业部门;军备制造业的利润虽难以准确估算，但统计显示，1999年美国本土生产(军用和民用)机动车、飞机、船舶和火箭发动机的工业实现的利润，尚不足总利润的2.1%。

在杜梅尼尔和列维看来，新自由主义时期国际经济的主导因素是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因而，在开拓全球资本逐鹿场和保障外债偿还方面，直接的军事威胁——与外交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解等手段相比——只能退居其次。不过，虽然反抗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力量尚不足以形成威胁，虽然尚不能将美国军国主义简单直接地视为保证美国和其他中心国家经济利益的要求的体现，但是军备开支对于统治阶级确保掌控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之外的世界秩序，还是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三、军费开支与新自由主义的危机

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军备经济理论和替代理论模型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尝试对下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美国政府的军费开支与2007年爆发、其影响至今未衰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关系如何?或更广泛地说，进入新自由主义阶段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军备生产是否仍具有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说赋予它的那种重要的结构性地位?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军备经济学说看来，军备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结构性地位，或来自对有效需求的支撑，或来自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抑制作用。但实际上，80年代末以来，军费开支对于美国经济的需求刺激，远不如之前那么大。

分析1947～2011年间美国国防开支占GDP份额的变化趋势，即可发现，以朝鲜战争为高峰，美国国防开支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呈下降趋势，在2000年前后达到谷底。2001年后美国推行全球反恐战略，陆续投入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军费开支才开始攀升。70年代以来，军费开支份额从未上升到GDP的8%以上。当然，这还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杜梅尼尔在新近出版的经验研究中指出，一般而言，虽然“政府创造的需求和债务，其效果确实可能与家庭部门创造需求和债务相同，但前者在2000年后就不是主要方面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家庭消费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大幅增长。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罗伯特·瓦德(R.Wade)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从全球失衡到全球重组》的论文中也指，如果某国对外负债，那么债务或来自公共部门(财政)，或来自私人部门(家庭和企业);若外债保持不变或增加，而财政债务下降了，那么必然意味着私人部门的债务增加;2003年后，美国的公共债务在GDP中的份额实际下降了，而私人部门债务(入不敷出)激增，私人部门的信贷周转又以资本流人的形式进入抵押贷款市场，从而造成了房地产过热。可见，将军费开支和危机联系起来，至少在支撑需求方面确实不够显著。

那么，利润率趋势如何呢?学界一般认为，195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润率显著下降，自80年代初以来则存在一个上升趋势(至于是否完全恢复到其前一阶段水平，学者之间还存在分歧)。依据杜梅尼尔对1952到2009年间美国非金融公司部门利润率的变化趋势的研究，可以发现，利润率和军费开支的变化并无明显的正相关关系。1955年至2001年间，美国军费开支呈稳步下降趋势，而80年代至今，利润率呈上升趋势。这意味着传统的假定，即增加军费开支缓解了利润率长期下降趋势，很难得到本阶段经验数据的充分证明;而认为将资源用于军备生产的机会成本很高，或军备生产构成了对民间资本的挤出，因而对长期增长不利，这样的一般性观点，反倒似乎能对上述趋势作出某种解释。

鉴于传统军备学说的有效性似难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撑，我们最终还是必须回到后起的诸替代理论上来。事实上，塞法蒂、比莱斯和杜梅尼尔等人虽不曾像斯威齐和基德隆那样提出过相对完整的理论模型，但其观点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发展军备经济理论的启示甚大。例如，比莱斯的“原始积累”论是建立在如下观察基础上的：在90年代初许多军工企业陆续地退出军备品生产领域而另谋他就。当然，这种退出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如塞法蒂指出的军工企业纵向购并，此外，军事支出削减引起投资军备生产的资本的贬值，80年代产能过剩和市场集中程度过高，都可能为这一趋势推波助澜。不过，这一现象也很可能与在新自由主义种种机制下金融资本和虚拟剩余的迅速膨胀有关。这种解释思路也与曼德尔的设想暗合。

以上的探讨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分析思路。美国外债的积累是不可持续的，由于美国国内日益尖锐的政治分裂造成的美债上限危机，仅是这种宏观经济路线不可持续性的表现。在日益膨胀的赤字压力之下，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于2011年初推出了一揽子裁军方案，计划在未来5年内逐步降低军费增速，并在2015年完全冻结军费增长。这种军费开支的削减，伴随着新兴国家(如中国)军事实力的相对提升，会给美国的军事战略和霸权带来何种影响?金融化对于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控制与渗透，保护主义在美国军事采购中的抬头，这些都是值得新军备学说探讨的问题。对“永久军事经济”理论和其他传统马克思主义军备理论的扬弃，不等于抹杀军备生产本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演化过程中的作用，传统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在当前的不合时宜，并不等于在将来不会重新获得活力。对于新自由主义时代和后危机时代的军备理论研究而言，除了固守萨贡罗“波索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某些所谓“理论支柱”外，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此即是本文用以之所有。

小编为您准备的军备生产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分析，希望可以帮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