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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就是文学语言的差别，“言文合一”是新旧文学转型的重要标志。因此，“言文合一”文学主张的提出无疑是确定现代文学起点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严先生指出，“五四”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学所依据的“言文合一”说早在黄遵宪1887年定稿的《日本国志》中就已提出，它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类论述早了三十年。仅从这一史实的客观性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似乎应该早于“五四”文学革命。然而，对于任何一个理论或主张来说，其诞生时间的早晚固然很重要，但是该理论或主张诞生的初衷、理论的深度与影响也不容忽视。《日本国志》是黄遵宪耗费八年时间完成的心血之作，全书共十二志四十卷，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的主要目的在于全面而客观地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社会制度，以期望为清政府进行政治变革提供借鉴。全书各志除客观记述之外，均以“外史氏曰”的方式简短地论述了日本维新变革的经过及得失，并推论及我国。在第三十三卷《学术志二》的文学条中，黄遵宪在记述了日本文字与语言的发展演变之后，发表了一段自己的议论。他肯定了日本文字与语言相结合的变革举措，提出了“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的思想，并寄希望于中国也能“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使“天下之农工商妇女幼稚者皆能通文字之用”。

虽然黄遵宪的这些议论中已经具备了“言文合一”的思想，但是他却并没有指出白话文就是那个“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更没有明确地提出用白话进行文学创作的主张。此外，黄遵宪“言文合一”思想的理论初衷仅仅是为了寻求一种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文体”来普及教育和开启民智，而并非要借这一“文体”来取代文言文的正统地位。这些正是他的“言文合一”思想的局限所在。而胡适的“言文合一”的主张无疑打破了黄遵宪的局限。虽然黄遵宪“言文合一”的思想比胡适的问世要早，但当时远在国外留学的胡适稍后提出的主张却与黄遵宪的思想并无直接的关联。胡适“言文合一”的理论主张主要是建立在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以及他对中国历代文学发展史的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他不仅从中找到了中国文学“适用于今”的语言工具———白话，而且明确提出要建立一种废文言文而立白话文的“国语的文学”。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开宗明义地说：“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他甚至断言：“若要使中国有新文学，若要使中国文学能达今日的意思，能表今人的情感，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状态，非用白话不可。”

除此之外，胡适的历史贡献还在于，他不仅是一位“言文合一”的倡导者，而且在实践上也是率先用白话进行文学创作的。他在最难攻克的诗歌体裁中尝试运用白话，其创作的《尝试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他还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白话话剧的剧本《终身大事》。胡适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用大量的篇幅回顾了晚清白话运动的历史。从最早的沿海各省维新志士创造拼音字母到王照、劳乃宣的“官话字母”运动，从吴汝纶、张百熙、严复、张謇等晚清名流力推学校教育使用拼音文字到民国初期教育部颁布国语注音字母，这段历史本应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奏，却被胡适定下一个“运动失败”的结论。胡适甚至自信地认为，“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虽然黄遵宪的“言文合一”的思想不至于被冠以“失败”二字，但是他确实没有明确地提出“白话文学”这一口号，更没有表现出推翻文言文正统地位的现代意识。因此，笔者认为，包括黄遵宪的“言文合一”思想主张在内的一系列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都只是白话替代文言的这一古今语言转变过程中的“量变”，它们对现代白话文的建构只是起到了一个铺垫的作用，真正的“质变”是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才实现的，现代白话和白话文学也是直到“五四”才基本上得以定型的。由此可见，“五四”文学革命时所倡导的“言文合一”的白话文运动更能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一个标志。

中国现代文学在诞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广泛的外来影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鲁迅先生甚至断言：“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的现代作家，而且引发了中国文学的文学观念与创作方法的变革，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文学、走向现代化起到了一个良好的引导作用。因此，要确定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外来影响、对外交流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严先生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时期，已经有陈季同这样的知识分子突破了中国传统的陈腐观念，视小说戏剧为文学的正宗，并且用法文创作小说与戏剧来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最重要的是，陈季同还形成或接受了“世界的文学”的观念。陈季同在当时能拥有这样一种现代化的文学观念与世界性的文学意识，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陈季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他的身份是晚清政府驻法大使馆的武官。由于长期在法国工作和生活，又通晓法文、英文、德文和拉丁文，陈季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自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正是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才使得他能在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摆脱盲目排外的传统观念，以一种清醒的世界意识和现代眼光看世界。但无论如何，陈季同只是那一个时代的“奇葩”，他个人的觉醒还不足以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潮流，也不能对新旧文学的转型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真正的社会性的对外交流，真正的社会性的世界文学意识的觉醒，还是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当“五四”文学革命还处于酝酿过程和发轫初期的时候，新文学的建设者们就把眼光投向了广袤无比的外国文学世界。胡适在西方“意象派”诗歌的启发下，倡导白话新诗运动。周作人从日本“白桦派”的人道主义文学理论中受益，提出了“人的文学”的观念。《青年杂志》刚创刊，翻译外国文学的热潮便方兴未艾。在《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的带动下，《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文学周报》等各种报刊以及出版物莫不争相译介外国文学，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广泛开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几乎所有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和参与者都曾做过译介外国文学的工作，如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等人，都是极为活跃的译介者。新文学家们如此热忱地评介与引进外国文学，目的当然是为了将外国文学先进的艺术观念与创作技巧引作良规，用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但这远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则《社告》，其中的一条是这样的：“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

可以说，这才是“五四”新文学建设者们最大的心声。他们评介外国文学的举措不只是希望借助吸收外国文学的先进因素来挽救中国文学的颓败，更在于期盼中国文学能够从中观照世界文学的趋势与时代的精神，趋近于世界文学的要求，从而在“世界关系”中不落人之后。这种“世界意识的觉醒，是成为一个现代人的标志”，这种“世界文学意识的觉醒，则是成为一个现代作家的标志”。随着世界文学意识的觉醒，在“五四”之后的短短几年内，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文学思潮几乎都先后涌入了中国。在文学的创作实绩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新古典主义，甚至表现派，未来派等尚未成熟的倾向”都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露过一下面目”[7]96。虽然除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外，其他的许多外国文学的“主义”都没能在中国现代文坛上落地生根，但这每一种“主义”的尝试，都体现出“五四”新文学建设者们努力向世界文学潮流趋近的良苦用心。在文学的对外交流方面，“五四”文学革命的规模与声势完全超过了近代任何一个时期。它不是某一个文学家突破思想束缚的高瞻远瞩，而是所有新文学的开拓者们在世界意识觉醒之后的共同参与、共同努力的结果。正是在外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下，中国文学从价值观念到语言形式都趋向了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实现了现代的转型。“任何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的诞生，无不孕育于民族文学的开创者的个性意识和世界意识的觉醒之中”。因此，将“五四”文学革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标志是最能够体现中国现代文学对外交流、走向世界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