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封建社会的末期,是文化集大成时代。这既是稽古右文的时代——“方今幸值右文代,石渠众彦趋如云。”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浅论考据与诗歌关系。

研经致高位者的确不少。这又是文字狱盛行的时期,在政治整肃下,“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成了文人普遍的心态。统治者的意识往往就是统治意识,“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为了避祸趋利,许多饱学之士在文化政策引导下投身考据,加上学术自身的发展,到了乾嘉年间,考据成为显学。正如梁启超所言:“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常州一隅不仅是学问之邦,而且是诗歌部落。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洪亮吉与常州诗人群述略”中论之甚详,在此不赘。乾嘉年间,考据在文事中处于显赫地位,强势奄袭,侵入诗歌清净之地。

在乾嘉诗坛上,对考据与诗歌关系的认识可分三派:“据诗排学”、援“学”人诗、“以学为诗”,它们分别以袁枚、洪亮吉、翁方纲为代表。从此可见当时诗坛上对考据、诗歌关系认识的截然不同,亦可看出考据对诗歌的影响及其各自所属的三种诗歌流派风格、理论上的差异。

孙星衍中年转向学问之途,诗歌创作渐趋边缘化,在其诗作中,特别是致力考据后所作之诗,“以学为诗”现象十分明显。唐仲冕在《芳茂山人诗录》的序言中称赞孙星衍之诗“此真合考订词章为一家,而各造其极者也”。杨文荪称说:“吾师渊如先生……中年之后,覃精汉学,校勘群籍。袁简斋太史以为遁入考据,至贻书相责。不知先生之诗之工,犹夫少日也。”他们的说法皆有为贤者讳之嫌。袁枚在给孙星衍的信中则说:“近日见足下之诗之文才竟不奇矣,不得不归咎于考据。”此乃感觉,并未从学理层面上分析。他在《随园诗话》卷九中说:“诗有音节清脆,如雪竹冰丝,非人间凡响,皆由天性使然,非关学问。”此说部分源于《沧浪诗话》“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严羽此说是针对当时“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现象而言的。孙星衍生活的乾嘉年间考据盛行,从事考据者往往好写诗,诗人常常爱考据,以致于“以学为诗”现象比较普遍。袁枚从诗歌功能上立论,认为抒发性情乃诗歌天职,“诗以道性情。性情有厚薄,诗境有浅深。性情厚者,词浅而意深;性情薄者,词深而意浅”。这是借朱筠之论阐发自己的诗学主张。他认为把考据之才用于诗歌创作者即不会读书,“读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蠹鱼尔何知,终日会糟粕”,“可为今之崇尚考据者,下一神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