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家不可与论诗。”然太不知考据者,亦不可与论诗。”袁枚认为不能用考据思维论诗,但无学问亦不能论诗。创作诗歌时,“学问”只是“背景”、“配角”。袁枚认定“满腔书卷”者不宜作诗,且为之指明努力方向:“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他认为从事考据与写作骈体文可尽显学问,这是满腔书卷者的最佳舞台。他以为“书卷”与诗歌方凿圆枘,龃龉不合。“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这是对“以考据为诗”诗坛现象如实生动的描绘,孙星衍的一些“学问诗”即是如此。“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袁枚确认诗歌是用来抒发心灵的,与学问无关。诗歌史上许多“天籁之作”的确是直接吟咏情性的结果,袁枚此说是对钟嵘“直寻说”的承袭。钟嵘认为诗歌是“吟咏情性”的,与“用事”无关。“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但不能因此一概否认学问对诗歌创作的促进作用,诗歌并不排斥“知识”、“学问”,相反,有时需其支撑。自古以来,优秀的诗人没有一个不是满腹经纶,袁枚本人即是饱学之士。后来他对偏颇之处进行了修正,“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矣。”诗“真”需性情,诗“雅”靠学问,这比此前一味排斥学问要圆融合理得多。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浅论考据与诗歌关系，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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