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传统民本思想认为要爱护民众、养护民众。强调爱民如子，关心百姓疾苦。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6]主张施仁政，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使人民富足。孟子也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7]反对统治者对老百姓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邓小平把传统的爱民、养民上升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需求即富民的高度和层次。他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逐步满足。……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8]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体现在能迅速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这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如果不能发展生产力，不能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就背离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

3、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核心是“得民”以达到“治民”。得民就是要满足民众的基本要求,“民之所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9]所以“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岁免于死”，[10]这样才能稳定社会秩序，统治地位才能牢固，达到“治民”的效果。邓小平则强调一切向人民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要服从于人民的整体利益，在人民需要的时候，可以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乃至自己的生命等。邓小平认为：“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是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11]他提出要大力提倡和表彰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和社会先进分子。“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12]在传统民本思想中，“民”只有工具性价值，而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思想中的“民”却有目的性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邓小平民主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整个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核心。

二、继承和超越传统义利政治价值观，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统一政治价值观

义利之辩，贯穿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乃至近现代政治哲学发展的全过程，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之际—两宋时代—近代，发生过多次关系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全局的义利之辩。中国素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在传统政治哲学文化中，道德一向被视为最高价值。孔子把“义”看作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根本，认为“义”比“利”重要，要用道德原则来指导和决定利益。孟子认为一个人的言论、行动应该以义作为标准，合乎义的就可言、可行，不合乎义的就不言、不行。汉代大儒董仲舒割裂物质利益与道德的关系，认为义就是善，利就是恶，利是对义的破坏。因此他说：“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13]告诫人们要安贫乐道，贫贱自守。到了宋明时期，理学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在义利关系上进一步强调义理，反对功利，认为天理与人欲是绝对对立的，也就是物质利益和道德是势不两立的。朱熹甚至提出“革尽人欲，复尽天理”[14]也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主张。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流基本上是重义轻利，要求人们不要追求自身物质利益，要加强道德修养，安贫乐道。这有其合理的一面，它对于调和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这种义利观无限拔高仁义道德等精神因素，把它放到了在治国安邦中起决定作用和至高地位的程度，轻视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创造，从而压抑了人们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合理欲望，使经济发展缺乏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持，严重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这种义利观不仅违背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影响了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培养了一种“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民族心态;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家否认物质利益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只会造成普遍的贫困化，并使道德成为一种虚伪而令人生厌的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