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德主刑辅”“王霸之道”的治国方略，但更重要的是对它进行了超越和发展。首先，邓小平强调要两个文明一起抓，“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狭隘思维模式的突破和历史性超越。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21]“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破坏，走弯路。”[22]其次，邓小平德治理论较好地实现了德治与法治的结合，突破了传统德治思想重德轻法的倾向。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充满了道德伦理精神，连法律也不例外，这种道德“越位”的结果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带有严重的内倾性，人情关系大于法律关系，权大于法，人治大过法治。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后提出：必须重视制度建设，强调法制建设，民主建设要与法治建设相结合。1979年他就多次说过：“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23] 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他又深刻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24]如果不要社会主义法制，“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25]再次，邓小平赋予了德治以科学的内涵，超越了传统德治思想的局限。传统德治思想很重视德治在治国安邦中的重大作用，但它们所谓的“德”是建立在以“忠君孝悌”为核心的一整套礼仪规范之上，维护的是封建纲常和封建等级制度。邓小平所提倡的“德”，则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注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新型的道德，根本上是为维护人民利益。它不仅仅是抽象地判定道德的善恶，而是把社会发展尤其是生产力的发展作为重要评价因素纳入其中，这就与传统的“德”已有天壤之别了。

总而言之，邓小平的政治哲学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但无论是在政治本体、政治价值还是政治方法上都有了质的超越，是一种全新的适应改革开放历史条件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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