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认为沿着北方长城边疆,以长城为代表的边界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抵御外来游牧民族的侵袭,另一方面限制内地人民向外发展。对此的解释是因为汉族过于深入草原环境时,就会与中国分离。他虽深受文化生态决定论的影响,但没有从动态的视角看待环境对社会的影响。边缘地区的生态和经济多样化,同时也是环境的脆弱带,环境变冷期的出现对边疆关系的影Ⅱ向十分显着。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环境变冷,导致北方民族缺乏食物,因而南侵中原,甚至引起中原王朝朝代的更迭。但他认为作为共生关系的一端,中原王朝也不仅仅是消极防御的,事实正好相反,正是农耕社会的军事扩张挤压了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才使得游牧社会自身发生一系列显着的变化。这一论断与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有偏差的,中原王朝在与边缘地区或更北的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往往处于劣势,北方游牧民族经常由于环境的突变或饥荒,而大举南侵中原王朝。

与拉铁摩尔不同,童恩正从生态环境的相似、不同经济类型部族集团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并以考古发现的传播证据为基础,提出“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概念,来论证中国内陆存在一条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可能。他认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这条相对于华夏的边缘地带一直是畜牧或半农半牧的民族繁衍生息的场所,是华、戎集团的文明分野,也是诸多族群相互交往、渗透的文化叠加带。不过他认为此边缘地带的互动是单方面的,只允许边地民族被内地文化所同化,而拒绝内地民族吸收边地文化,所谓孟子所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正是由于华夏的这种排他性,促使半月形地带围绕华夏边缘,只能在自身内部进行互动和传播。这种“严夷夏之防”的观点,是值得推敲的,不过他提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范围大部分与拉铁摩尔所指的内陆边疆重合,强调了边疆内部的交流和互动,无疑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巴菲尔德进一步丰富了拉铁摩尔的共生关系理论,他将部落与国家发展的人类学模式运用到对北部边疆部落民众的研究中,考察的范围涉及蒙古地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以及西域地区,重点仍是从游牧民族与帝国的关系来考察中国的边疆,研究其互动模式。拉铁摩尔认为,存在混合文化的边疆地区而非空旷的草原腹地,才是征服中原王朝的发源地。巴菲尔德显然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绝大多数成功的征服中原王朝都源自于东北边地而非其它地区。他注意到内陆亚洲边疆发展的复杂性,以及将其作为历时性变化关系的产物加以研究的必要性。

与西方学者的研究不同,中国早期的边疆研究,更多是历代疆域沿革史,“多偏重于整理故籍,而于校补各史地理志,用力尤勤”。拉铁摩尔和巴菲尔德对中国内陆边疆的研究,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开启了边疆史地研究的范式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要移用施坚雅的思路来揭示汉地社会和非汉族的中国各边疆地区之间互动与整合的复杂历史过程。人类学取向在边疆史地研究中的优势逐渐发挥。   王铭铭更多是在对“藏彝走廊”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中间圈的概念。在这一区域,以流动性为核心特征,不属于无国家社会的部落形态,从某种程度上既属于在民族一国家框架下的边缘社会,同时在历史时期又处于不同地方政权的管理下。白马人的历史传说诉说其在与诸葛亮的战后谈判中被欺骗人山,反映了由过去区域政权的中心,在汉族的挤压下进山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历史时期戎人、越人的经历十分相似。可以说,中间圈是描述和观察这一类区域的内外、上下关系比较合适的概念。

在对核心圈和中间圈的研究中,国家制度与国家话语始终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使在中间圈的边缘,我们也能在区域史中看到国家的影子。虽然在地方史的传说叙事中,叙述者常常以自己的视角来对实际发生的国家影响进行改造,如诸葛亮南征在民族地区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记忆,常常被以不同的场景进行塑造或修改,但却无法改变国家的存在。陈春声在“历史?田野”丛书的总序《走向历史现场》中认为,地方社会的各种活动和组织方式,差不多都可以在儒学的文献中找到其文化上的“根源”,或者在朝廷的典章制度中发现其“合理性”解释。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之中。在对中间圈的研究中,国家同样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存在,而且位于文化中心的历代社会制度和文化都会或多或少在边缘区域层垒般地留下痕迹。从核心圈“国家与社会关系”到中间圈的“国家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考察不同层面下的民族上下关系的互动以及族群流动应成为认识中国社会的必要步骤。

中间圈概念的提出不仅仅是对拉铁摩尔内陆边疆范围的扩大,更是一种研究视角的变化,有着建立中国社会科学新规范的目的。为了体现各区域的多层次性,王铭铭没有使用“中心――边缘”的概念,而使用“三圈说”来界定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一种延续中华帝国传统的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五服”观念的概括,是一种以天下为视角的人类学,试图建立人类学研究中的“完整的中国社会”。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国际关系论文6000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更多详情请点击进入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