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实施制裁措施

在美国一些州，不服从工作安排，支付水平就会降低，甚至有可能取消受助资格。美国纽约州规定，享受救济金18个月后减少10%，两年以后减少15%，三年以后减少30%，四年以后减少45%。联邦政府要求各州必须有一半的受益者每周工作30小时。各州可以制定更严格的计划，并且如果各州不能使福利接受者参加工作的比例达到某一设定值，它们将受到联邦政府的惩罚。美国联邦政府规定，孩子年龄超过5岁的家长拒绝由社会工作者提供的工作，将会失去福利收益。TANF计划的联邦基金现在是由政府拨款，每个州根据上年的花费，得到联邦一笔资金资助。在先前的管理体制下，联邦基金是没有限制的，通过各州提供的受益人数而确定基金总数;在新的管理体制下，如果TANF计划的操作成本超过了联邦拨款的数量，各州被要求减少受益人数，削减救助费用。一方面，强化激励机制，联邦政府对未超过总拨款配给的5%而圆满完成目标的州加以奖励;另一方面，还加强处罚措施，对使用不当的救助金要严加追究。

德国1996年进行了一项改革，即对拒绝承担工作责任的人削减25%的救助金，以强化福利受益与工作义务的一致性。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也有类似的措施。

结束语

西方发达国家在对社会救助进行改革的同时，对原来的概念也进行了重新审视。例如英国采用“寻找工作津贴”(Jobseeker’s Allowance)(取代失业救济金和失业收入支持)，新西兰采用“公共薪金”(Community Wage)(取代失业救济金和疾病救济金)。因此“救济金”这一术语不再等同于社会救助。这种变化反映了如下观念：更强调积极救助方式(而不是被动接受救济金)和相互责任(尤其是工作)，降低对救济金“权利”(Entitlement)观念(尤其在美国)的重视。在美国，以前的“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计划已经被新的“贫困家庭临时救助”(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计划所取代。“临时”(Temporary)这个词是这个变化的要点，它表明了新规定的时间限制性质。“未成年”(Dependent)这个术语也已消失，并被“贫困”(Needy)取代。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受益者的意愿，而且也表明了摆脱“依赖”(Dependency)观念。概念的变化说明公众对社会福利态度的转变。这种变化的目的正如克林顿总统所许诺的那样：“终结我们所知道的福利制度”。这种终结至少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在更广范围内引入工作测试。传统的不能工作的受惠者已被要求外出寻找工作，美国、新西兰、荷兰以及加拿大的一些地区近期已将这一群体扩展到单身父母，甚至有部分工作能力的残病人。采取的措施也越来越严厉，从减少付款到终止资格。然而“胡萝卜”政策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激励作用，这种奖赏包括了支助容纳失业人员的组织，支付照看小孩的花费，以及增加工作收入等等。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了促进就业，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与私营部门、志愿者组织、地方政府和社区建立合作关系，说服、劝告机构雇佣失业人员。另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强调履行与工作相关的义务，减少对“权利”和“资格”等概念的强调。在美国的改革中，福利不再成为每个人的权利。福利的限时在美国也流行起来，联邦基金不再被看成是无限的，各州也非常警惕地看着自己的财库，互相竞争削减供应，以避免成为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穷人的磁铁。美国评论家彼得森(Peter, P.)1995年用“比赛到底”(race to the bottom)来描述了各州之间的“竞争” 。新方案所采取的措施对美国社会救助制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新法案通过后的一个月(1997年9月)，几乎所有州都报道了在他们TANF中总人数的大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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