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与政治人的情感之维，使得后来的理性主义政治蔚然成风,而且他对古典政治学的研究范式自觉地进行了革新,其决然性也是独具一格。

一、自然人与政治人的情感之维

将政治的根据从神性转移到人性,这是理性主义政治学的一个显着特色。“祛魅”成为这个时代的思想风格。在政治学里,这一转向由马基雅维利开启;斯特劳斯将其看成“马基雅维利的着述使政治哲学与古希腊罗马传统发生了决裂,特别是与亚里士多德发生了决裂,它表现出一种全新的特性”,[1](P325)这是一个时代与其前时代的决裂,一种思想对另一种思想的革新。而这一反叛的集大成者则是霍布斯。其学说的颠覆性也是前无古人———他不仅把以前的思想孤岛连成群,使得后来的理性主义政治蔚然成风,而且他对古典政治学的研究范式自觉地进行了革新,其决然性也是独具一格。“在霍布斯的先行者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尝试过,要跟整个传统实行明确彻底的决裂,而这个决裂,是近代世界面对道德人生问题的题中应有之意”。[2](P1)就连马基雅维利也没有自觉地做到“明确彻底的决裂”。霍布斯还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和理论前提,“霍布斯第一个感觉到,必须探寻一个关于人和国家的新科学,他也第一个找到了这个新的科学;此后所有的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都明确地或缄默不宣地建立在这个新学说的基础上。”[2](P1)他是西方近代第一个系统地创建新的研究政治学范式的政治学家。这一重大转向的标志之一,便是使人性成为政治的基础。斯特劳斯将之概括为:霍布斯的人性理论,是他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他把这个人性理论,归结为“两条最为确凿无疑的人性公理”。第一条公理是“自然欲望”,“渴望攫取占用他人皆有共同兴趣之物”,这可以称为“自然欲望公理”。[3](献辞)而第二条公理被称为“自然理性公理”,“它教导每一个人,逃避反自然的死亡,这是可能对自然发生的最严重危害。”[3](献辞)欲望与理性取得了一致的地位。在霍布斯的学说里,政治人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理性;另一个则是欲望和情感。前者广为人知,成为启蒙时代最为响亮的口号之一。而后者,则被湮没在那个时代的理性洪流之中;但是,政治人的欲望与情感维度,也构成了霍布斯政治哲学前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启蒙时代许多重要的思想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霍布斯没有一味地强调“理性”,而是顾全人的自然本性与权利,人的情感不是次生品,它也是政治前提的基石。霍布斯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对待远不及神性的人性,“欲望与嫌恶有些是与生俱来的,如食物的欲望、排泄和排除的欲望,以及其他几种不多的欲望都是。”[4](P36)欲望与嫌恶等各种情感都是与生俱来的,虽然令人难堪,但却是人所必须面对的。以欲望为出发点,于是对待所谓的善恶是非也就有了判断的依据“任何人的欲望的对象就他本人说来,他都称为善,而憎恶或嫌恶的对象则称为恶;轻视的对象则称为无价值和无足轻重。”[4](P37)人所欲求的就是善,所憎恶的就是恶,就个体而言,这样区分善恶虽然过于片面,但却有效,也符合政治保守主义的追求,即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政治的终极目标。在日常生活中,正是“这些被称为欲望、爱好、爱情、嫌恶、憎恨、快乐和悲伤等等单纯的激情”,[4](P37)构成了人们的生存常识和基本经验。希望与失望、畏惧与勇气、自信与自卑、义愤、仁慈、贪婪、野心、豪迈、情欲、激情和恐惧这些情感,有意或无意地左右着政治人的行为与观念。而恐惧,则是一种促使政治共同体形成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