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哲学理论与政治思想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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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非常重视“阴阳”这对概念，并赋予阴阳以丰富的伦理道德内涵。他们一方面大力论证“阳主生、阴主杀”是不可更改的“天道”，为德刑两手治国的方略寻找哲学上的根据;另一方面，古人又抱着美好的愿望，提出要实现“人皆尧舜”、没有刑杀的政治理想。这样一来，政治上的美好愿望与哲学上的阳生阴杀思想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认真揭示这一矛盾，对我们今天的理论建设也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一“阳生阴杀”的哲学理论

人们很早就提出了阴阳的概念，《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接触中，总结出的万事万物的一个共性：事物皆含有“阴阳”两个对立面，并且是在这两者的对立、交合、转换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儒家将阴阳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广泛地运用在自己的政治、伦理等思想体系之中，认为“阳尊阴卑”、“男为阳、女为阴”、“君为阳、臣为阴”、“阳主生、阴主杀”等等，这些哲学思想对中国文化、政治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关于“阳生阴杀”的思想，《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说：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故曰：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董仲舒认为阳主生、阴主杀，虽然要以生为主，以杀为辅，但“生杀”作为一组对立面，就像阴阳一样，缺一不可。榖梁赤也提出了“独阴不生，独阳不生”(《春秋榖梁传》)的理论，阴阳相辅相成，以成就万物。应该说，儒家的这一认识是深刻的，并将其用于政治领域，从而为治国的德刑两手找到了十分扎实的理论依据。后来的道学宗主周敦颐忠实地继承了这一思想，并把这一理论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他在《通书•刑》中说道：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即成矣，不止则过焉，故得秋以成。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古人认为春天阳气盛，因此万物生长;秋天阴气重，因此万物凋零。周敦颐告诫人们应该效法自然，“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在儒家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德刑”、“生杀”的存在，就如同“阴阳”、“春秋”的存在一样，是天经地义的。在宋代，这一思想几乎成为儒家的共识。《宋史•罗汝楫列传》记载：帝问：“或谓《春秋》有贬无褒，此谊是否?”(罗汝楫)对曰：“《春秋》上法天道，春生秋杀，若贬而无褒，则天道不具矣。”帝称善，尝曰：“自王安石废《春秋》学，圣人之旨寖以不明。近世得其要者，惟胡安国与卿耳。”能够与胡安国相提并论的罗汝楫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把褒贬、德刑提到“天道”的高度去认识。圣人上法天道，治国必须使用德刑两手，不然就“天道不具”，政事不成。既然阳生阴杀、春生秋杀是一种不可人为更改的客观存在，是天道的一种体现，那么由天道所规定的政治上的德刑两手自然也是不可更改的。因此圣人就要效法天道，使用恩威去治理国家。应该说，古人把政治现象比附于自然天道，虽然有其勉强之处，但治国必须德刑并用的这种看法大致还是正确的。

二不要刑杀的政治理想

数千年来，人类对梦想中“和乐社会”的追求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二不要刑杀的政治理想儒家的“大同世界”、道家的“至德之世”、佛家的“极乐世界”，这些极具诱惑却仿佛空中楼阁、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具有的共同点就是没有刑杀。《礼记•礼运》说：“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的大同社会，每个人的道德都很高尚，刑罚自然是用不上的。关于刑措不用的政治局面，孔子有明确的说明：孔子曰：“……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厉而刑措不用也。”(《韩诗外传》卷三)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刑措不用的社会，在过去的人类史上曾经发生过，如果当今有善人治国百年，也可以重现这种社会局面。到了后来，理学家不仅接受了孔子的这一思想，而且还极大地缩短了实现这一理想的时间：“胜残去杀，不为恶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圣人，则不待百年。”(《论语•子路》)在理学家看来，只要圣人在位，措施得当，还不需要一百年，消除刑罚的局面就可以出现。《论衡•儒增篇》总结儒家的观点说：儒书称：“尧、舜之德，至优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遗在成、康，刑错不用四十余年。”在儒家看来，没有刑罚的时代，一是在尧舜时期，一是在文武成康时期。既然不用刑罚的社会确实存在过，那么重新实现这样的社会就是完全可能的。从这里来看，消灭刑罚，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且是一种完全可以实现的政治现实。不要刑杀的主张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儒家历史，一直到清代，康有为一再提到这一点。他在《大同书》中专列“人治之苦”、“刑措”等章节来讨论这一问题，他在“人治之苦”中首先列举了人世间的惨不忍睹的种种酷刑，然后总结说：今欧美升平，刑去缳首，囚狱颇洁，略乏苦境。然比之大同之世，刑措不用，囚狱不设，何其邈如天渊哉!康有为为自己的书命名为“大同书”，本身就说明他的书中理想是受到孔子的影响，只不过他对孔子的大同理想进行了细化和改造而已。儒家提出没有刑杀的政治理想，其理论基础是“人性善”、“人皆可为尧舜”。亚圣孟子率先出了这一观点，《孟子•告子下》记载：“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这一思想为后来的儒家所接受。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说：使明仁义之在内，则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为尧舜矣。人性善，几乎是儒家的共识，荀子正是因为提出“人性恶”等主张，被排斥于纯儒之外。既然人性本善，只要加强道德教育，使每个人都能够保护好本来就有的善性，那么人人都是尧舜。既然人人都是尧舜，刑罚还有什么用呢?建立一个人性皆善，祥和刑措的社会，不仅是古人的理想，也是今人的理想，我们至今依然满怀着希望，期盼着这种美好的理想成为现实。应该说，这种理想作为一种政治追求，完全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