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判断辛亥革命对北洋政府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影响的标准有三：一是要看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是否比晚清有所减轻。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号召国民参加建设，振兴实业;辞去总统后，仍然坚决主张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最重要之政策。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存在仅91天，但是颁布了一系列符合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原则和保护工商业的规章措施，鼓励兴办实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等。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仍然继续振兴实业方针。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北洋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法令和条例。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揆一和张謇先后担任工商、农林和农商总长期间，即1912年8月—1913年7月和1913年9月—1915年9月这段时间，北洋政府在对清末法规延续及修改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新订与颁布了大量经济法规则例，继清末新政中国近代经济立法的第一次高潮后，形成近代中国经济立法的第二次高潮。这些政策法令解除了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逐步废除了封建性的专制垄断，允许一般商人开办实业，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辛亥革命所唤起的民主精神和人民的爱国热情也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资产阶级地位是否提高。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吸收一些资产阶级人物参与组阁，革命党人仍然掌握着一些省份的地方政权，在中央也保有一定实力。三是民族资本主义是否有所发展。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往往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而忽略了辛亥革命的作用。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期间，是民族资本的初步发展时期，在一次大战到20世纪20年代间，是民族资本的进一步发展时期。辛亥革命使资产阶级“发起工厂企业得到很大推动，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1]454。据农商部统计，辛亥革命前后历年设厂数，1910年为986家，1911年为787家，1912年为1 504家，1913年为1 378家，1914年为1 123家[1]454。在大战期间，1913至1915年，平均每年注册工厂就有41.3家，1916至1919年，平均每年达124.6家 [2]284。特别是中小资本获得较多发展，如自1914至1924年的10年间，上海民族机器工厂从91家增加到284家(绝大部分是小厂)[3]。1914—1925年间，“每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年平均名义投资额相当于政治和国家财政尚未稳定的1840—1911年间的11倍”[4]11。

其五，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0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时期。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照样可以看到辛亥革命的影响。一是国民党通过北伐战争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条件。二是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了临时政府振兴实业的方针，贯彻了孙中山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思想，采取措施发展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另一方面鼓励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国民党统一国家以后，相继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实行了诸多财经举措。据有关专家统计，抗战之前国民党政府制定和颁布了200多项经济法规，其时间较为集中在1928—1933年间。这一大规模经济立法活动与上述近代经济立法的第二次高潮相比，不仅法规数量上约多了一倍，而且涉及范围扩大，内容也有很大改变，法规的影响力大大增强，称得上是近代中国的第三次经济立法高潮。这些法规和政策在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同时，对私人资本经营的企业给予鼓励和扶助，对民营工矿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1929年颁布了近代中国首部通行全国的《工厂法》，1930年公布了《矿业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