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法施行细则》，1932年颁行了《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还先后颁布《小工业及手工业奖励规则》、《工业奖励法》等，奖励和扶持民营工业企业，提倡企业改良和采用先进工艺，增强竞争能力。三是按照孙中山权能分治思想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发挥了现代化的领导能力。当时的国民政府不仅有实现工业化的愿望，还做了大量改善环境的基础工作，排除了大量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障碍。比如，收回了关税自主权，提高了关税;采取了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裁撤了厘金，开办了统税;发行了法币，取消了银两在流通领域的货币功能等，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四是抗战爆发前10年，中国工业发展达到了民国建立以来的高峰。这主要表现在工业投资总量的增长方面。其中，国有工业的投资增长远低于私营工业投资增长的速度。“中国居然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工业扩张。据章长基(John Chang)所编制的工业产出指数，1912—1934年间中国工业产出年增长率为10%”[4]11。有专家指出，说抗战前10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处于破产半破产的状况是不正确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非一直处于破产和半破产的境地，而是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即1927—1930年有发展;1931—1935年，因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发展停滞;1936—1937年又获得再发展。整个过程是发展—停滞—再发展的过程”[2]478。1936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出现了复苏的局面，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也应该看到，抗战前10年，国民党提出的一系列发展国有工业的计划有很大部分没有得到实现。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水平不高。即使是发展最好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仍然没有达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程度。现代工业化的主干，钢铁、电力、煤炭、冶金、机械、化学工业的基础都非常落后，它们在1933年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极小。整个现代部门和现代制造业所占比重分别只有7%和2.2%，几乎完全被占比重60%的农业部门所遮蔽了[4]11。也就是说，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比较，民族工业还有相对落后的一面。抗日战争前我国近代民族工业仍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有专家指出，在1933年全国国民收入中，61%来自农业，仅9.1%来自制造业[5]59-61;而制造业收入中，27%属于工厂所得，即手工业及工场手工业的产值约为工厂总产值的3倍[5]135。“其工业生产也低于八百万人口的比利时。”[6]“其发展水平远不及十月革命前的俄国、30年代的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在不发达国家中亦落于印度之后。”[7]更加严峻的事实是，中国的工业化大大落后于日本。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已经进入垄断资本阶段，拥有发达的工业。拥有强大工业支撑的日本很快就走上了侵略中国的道路，而日本侵华战争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辛亥革命在推翻清政府、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扫除封建生产关系、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发挥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功能等方面毫无疑问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

本文是辛亥革命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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