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标准在争论中发展说明翻译标准不是永恒的.而是在争论中发展的。译者应树立正确的翻译观。

翻译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文化交流活动。在世界趋于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追求多元的精神与文化价值已成为一种必然。无论在人类的物质生活,还是在人类的精神活动中,翻译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有翻译就必然会有对翻译标准的看法与思考。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层次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必然会对翻译标准产生不同的看法,这就可能要展开争论。这种争论是有益的、健康的,它能推动翻译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人类社会就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中发展到今天的,翻译也不例外。着名学者辜正坤先生说得好:“在翻译理论领域,翻译标准问题无疑是最具历史意义的论题。可以说翻译者对翻译标准的讨论,几乎从一有翻译现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因此,这个古老的论题吸引了如此众多的理论家的注意,是不足为奇。”(《中国翻译~2001.(1)第12页)

一、我国古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 我国的翻译事业约有两千年的历史。佛经的翻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译者安世高是公元二世纪来华的西域人。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等30多部佛经。后来月支国人支娄迦谶来中原,译 了10多部佛经。他的译文生硬,读者不易看懂,所以从那时起,就有直译和意译这一类问题的争议。他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都是当时翻译佛经的名人。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有“传实”、“贵其实”、“勿失厥义”、“因循本旨”的提法,这就是主张注重传输原着实质性内容,也就是严复所谓的“信”。这一“信”字在唐代译家尤其是玄奘的翻译实践和理论中长期被奉为圭臬。支谦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他最初不赞同另一译者将炎的译法,说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嫌其译得“不雅”,说明支谦最初也认为“雅”是翻译标准之一,后来才有所更改。由此也可见关于“雅”这个翻译标准即使在当时,就已经在我国译界争论不休了。当时与支谦在一起的人主张“今传胡义,实宜径达”。可见“达”字翻译标准当时也已经提出。到了符秦时代,在释道安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翻译事业出现了一大进步,成为有组织的活动。道安自己不懂梵文,惟恐翻译失真,主张严格的直译,因此在他主持下翻译的《蜱婆沙》便是一字一句地翻译下来的。在这期间,道安请来的生长于西域龟兹的天竺人鸠摩罗什考证了以前的佛经译着,批评了翻译的文体,检讨了翻译方法,他全改以前群家的直译风格,主张意译,并改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他的译着表达了原作风貌,译文生动形象,为我国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08年)译界巨星玄奘出发去印度求经,17年后才回国。在他组织下用了19年时间译出了75部佛经,共1335卷。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着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着作向外国介绍的中国人。他提出的翻译标准“既须求真,又须 喻俗”,意为“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二、我国近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 谈到近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我们不得不谈严复和严复的“信达雅”。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鲁迅曾在《二心集》里说过,严复“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翻译的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着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严复曾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最初提出三难,并不是作为翻译标准提出来的,但在这之后的一百年间,严复的“信达雅”说渐渐引起了许多翻译家的共鸣,对翻译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对其“雅”宇从一开始便有争议。他所谓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所以在白话文兴起之后,激进派群起而攻之,大有将其批倒批臭而后快之势。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掀起了一场关于“信达雅”的争论。有人甚至认为严复的“信达雅”说,严重限制了翻译研究的视野,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有些观点相当激烈。如黄雨石就说:“严复在开一代翻译之风,在着意介绍外国新思想等方面的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的这一套翻译理论,无可讳言,却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沈苏儒着《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7页) 周笃宝说:“‘雅’字是唯心的,或者说是‘违心’的,都是不科学的。他翻译的是当时格物致知 的书,代表先进的学术思想,却为了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西方先进学理‘刻意摹仿先秦文体’去翻译显然不妥。如果说严复的翻译思想有不妥之处,皆失于‘雅’’’。(《中国翻译))2000(2),29)由此可见,在对严复的“信达雅”说百年来的争论中,“信达”二字已是人们公认的标准,而对“雅”字却争论很大。 20世纪20年代我国出现了关于“神韵”的讨论。对此我国着名作家茅盾曾发表过见解。他本人始终如一是不妥协的“直译”论者,连后来出现的介乎“直译”和“意译”之间的所谓“顺译”他都反对,理由是“顺译”容易导致“歪译”。(1984a:351~354)茅盾早期发表过许多关于文学翻译的见解,针对五四运动以前“歪译”的泛滥,提出一系列的“直译”理论,以纠正前人的偏差。行文当中,他使用了传统文艺理论的语言,谈到“神韵”时说:“就我的私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神韵’。文学的功用在感人,而感人的力量恐怕还是寓于‘神韵’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译本如不能保留原文的‘神韵’,难免要失了许多的感人的力量。”(1984b:337)这段话强调“神韵”,和后来的“神似”没有大的差别。所以有人说20世纪50年代傅雷提出关于“神似”的讨论是20年代“神韵”讨论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