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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04
三、我国现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 傅雷和钱钟书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分别提出“神似”和“化境”的翻译标准。傅雷先生主张“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于是我国译界出现了两大派。一是以傅雷、杨绛、杨必等译家为代表的“神似派”,一是以卞之琳先生为代表的“存形求神派”。一派重神似,一派重形似,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在近期的《中国翻译》上北大教授许渊冲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江枫先生还在该问题上继续争论不休。(见《中国翻译2001(3)“新世纪的新译论”点评)2001年8月份在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举办的“英汉翻译高级讲习班”上,笔者有幸聆听了两位学者的唇枪舌战,双方各持一词,谁也不服气谁,谁都能找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 继20世纪50年代之后,70年代末我国翻译事业出现了第二次高潮。由于西方翻译理论开始大举进入中国翻译研究领域,不少学者力图“挽救”、“完善”严复的理论。有人干脆说:“还是信达雅好。”于是人们重新提出“直译”或“意译”的价值。新一轮翻译标准的争论又拉开了帷幕。时代不同了,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行争论。与此同时,后人对严复的“信达雅”已经赋予了新的内容和解释。他们认为“雅”已不再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宇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这期间,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信达优论”、“信达切论”、“最佳近似度论”、“辨证统一论”、“紧身衣论”等翻译标准。精通英法两门外语的许渊冲先生把“雅”字归结为中国文艺学派翻译标准的根源。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发展,提出了“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 1987年在青岛召开的“全国首届翻译理论研讨会”上,辜正坤教授发表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他认为具体的翻译标准应该而且必然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翻译标准可分为抽象标准和具体标准两大类,这两大标准构成一个互相制约和补充的有机系统。抽象标准具有一元性,具体标准具有多元性。论文一经宣读,引起轩然大波,几乎使有关翻译标准的讨论成了大会的主旋律。可见人们对翻译标准的重视。四、争论给我们的启示 本文简述了历代译界对翻译标准的争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翻译标准不是永恒的 翻译标准来自于翻译实践,来自于当时当地的翻译实践。翻译标准的提出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气候和人们的意识形态分不开。古代的翻译是以宣传宗教为目的,所以以翻译佛经为主;近代的 翻译目的是“使顽固的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西方的学理”,所以以翻译科学技术和介绍新思想为主;现代的翻译目的是为了传播思想和文化,所以以翻译文学作品为主;而后现代的翻译目的却是多元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们抱着不同的目的,把翻译作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服务手段。其翻译标准也是各种各样的。纵观翻译历史的长河我们不难发现,翻译标准的提出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必然的联系,任何翻译标准放到另一个时代都有其适用性和不适用性。翻译标准不是永恒的。 2.目的、对象第一,翻译标准第二 任何人在从事翻译活动时都是把翻译目的和对象放在首位,不是先讨论翻译标准,后根据标准再进行翻译活动。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对象是士大夫阶级,目的是“为了使顽固的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西方学理”。为达到此目的,他抛开自己的翻译标准而不顾,把文章译得艰涩难懂,对原文随意取舍,类似改编。但他实现了自己预定的目标,获得了中国翻译史上罕见的成功。严复追求译笔优美,很切合他要引起士大夫阶级兴趣的翻译目的。如果《天演论》是专为研究进化论专家翻译的,作为一个特殊领域的读者群,他们对翻译的兴趣主要是为了实用,译文尽量保持原文的原貌,这比译笔优美更重要。如果选择学童为读者,那必须改写成浅显易懂的科普读物。所以,翻译目的和对象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翻译标准。 3.树立正确的翻译观 长期以来,我国翻译界一直存在着“直译派”与“意译派”、“神似派”与“形似派”、“艺术派”与“科学派”之间的争论。大致说来,这一对对派别又可以概括为两大派,艺术派认为翻译是艺术,实践中比较重神似,而且大多偏爱意译,而科学派则认为翻译是科学,实践中比较强调形似,大多喜欢采用直译。从实践效果来看,“艺术派”的译文以明白晓畅为特色,容易为读者所喜爱。但是,由于不拘形式的缘故,难免或多或少存在有失严谨的缺陷;而“科学派”的译文虽以忠实、严谨为特征,但容易出现生硬拗口的弊病,读起来不是十分顺畅。作为翻译工作者应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不偏倚任何一派,而是取两家之长,避两家之短,使科学与艺术并重,神似与形似兼顾,直译与意译并用。坚持对立统一规律,才能达到翻译的最高境界。
五、结束语 从历代翻译家们对翻译的原则、标准的看法和争论中,翻译标准在争论中发展,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翻译活动本身不应该是目的,它应该遵循某些原则或标准。从有翻译以来,就有对翻译标准的争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翻译实践的不断丰富,一代又一代翻译家们不断给翻译标准注入新的活力。我相信,今后这种争论仍然是在所难免的,翻译标准只能在争论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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