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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前后,为配合反帝、反封建斗争,我国文学界掀起了翻译外国文学经典的高潮,作品的选择大多是从服务政治革命和文化启蒙的角度考虑。易卜生的戏剧由于对资本主义大胆的揭露而受到胡适、茅盾等人的高度称颂。1918年第6期《新青年》刊发了“易卜生专号”,胡适发表了《易卜生主义》。作为易卜生在英国的忠实追随者,萧伯纳同样满怀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现实关怀,因此也深受茅盾、鲁迅等中国学者的青睐。陈独秀于1915年11月在《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第1卷第3号上发表了《近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提到了“白纳少”,即萧伯纳。茅盾是最早的萧伯纳作品的翻译者和介绍者之一。1919年2月,他在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学生杂志》上刊登了《人与超人》中《地狱中之对谭》部分的翻译,并发表了《萧伯纳》一文,介绍萧伯纳的生平及作品。此后他又多次撰文,大力推荐、及时介绍萧伯纳及其作品。潘家洵、林语堂、张梦麟、黄嘉德、陈瘦竹、钱歌川等也积极译介萧伯纳的作品。虽然专门的研究文章少,但有些译本的译者序或者前言往往就是一篇比较好的论文。1920年10月,在汪仲贤主持下,上海新舞台剧场上演了《华伦夫人之职业》。这次经过精心准备、改编后的演出虽然惨遭失败,却加快了话剧本土化的进程。我国萧伯纳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发生于1933年。作为他“世界之旅”的一部分,萧伯纳对中国进行了为期7天的短暂访问。由于宋庆龄与他同为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因此宋庆龄在上海率领文艺界对他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当时各大报刊杂志均发表了一些介绍和评论文章,详细情况收录于乐雯(瞿秋白)剪贴翻译并编校、鲁迅作序的《萧伯纳在上海》(上海野草书屋,1933年)。这本小书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在文学价值方面,除了鲁迅、茅盾、邹韬奋、郁达夫、张梦麟、林语堂等人的文章外,第5部分“萧伯纳及其批评”所收黄河清的《萧伯纳》以及刘大杰翻译的德国学者尉特甫格的文章“萧伯勒是丑角”也比较重要。后者较明显地体现了西方的一些学术特点:严谨、注重文本分析。此外还有张梦麟撰写的《萧伯纳的研究》(1933),须白石、徐懋庸各出版了一本《萧伯纳》(1935)。1946-1948年每年至少有七八篇文章,如陈瘦竹的《萧伯纳及其“康蒂妲”》(1943)等。1949年之前,对萧伯纳戏剧的翻译、编译居多,研究较少。当时总体来说属于意识形态多元化时期。陆耀东认为,我国的现代文学界大致可归纳为两大流派,一大流派是以鲁迅、瞿秋白、冯雪峰、茅盾等为代表的主流意识,主张文学是革命的工具,另一大流派以梁实秋、朱光潜、李健吾、钱钟书等为代表,姑且称之为“自由主义文学论”。[3]对萧伯纳戏剧的评论也充分体现了这种多元化。如林语堂经常谈的话题是萧伯纳的幽默,翻译的作品是喜剧和幽默色彩较浓的《卖花女》(1931),而茅盾推崇的则是《华伦夫人的职业》等具有强烈社会批判倾向的戏剧。在潘家洵所译《华伦夫人之职业》(1923)一书的前言中,茅盾发表了《戏剧家的萧伯纳》一文,比较了易卜生和萧伯纳的社会思想,认为后者比易卜生前进了一步,因为易卜生只诊断出社会的病症但没有开药方,可是萧伯纳却给出了药方。

1949年至“文革”前

我国萧伯纳研究的第二次高潮是在1956年。1950年萧伯纳逝世之后,1951年的《翻译》月刊推出了“萧伯纳特辑”,登载了英国左派人士撰写的《伟大的社会主义者萧伯纳》等6篇文章。1956年,萧伯纳诞辰10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堪称经典的三卷本《萧伯纳戏剧集》(共11个剧本),发表在各类报刊杂志上的论文有二十余篇,包括曹未风的《萧伯纳的创作道路》、杨宪益的《萧伯纳———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家》、田汉的《向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们再学习(纪念萧伯纳和易卜生)》、黄嘉德的《伟大的英国戏剧家萧伯纳》、王佐良的《萧伯纳和他的戏剧:萧伯纳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蔡文显的《萧伯纳的戏剧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特点》等,出版的译着有巴拉萧夫的《萧伯纳评传》等。1956年后,我国的萧伯纳研究高潮退去,只有一些翻译剧本的重印和对个别剧本的注释。“文革”期间至1978年,萧伯纳研究处于停滞状态。这一阶段分量较重的是王佐良的研究。在《萧伯纳戏剧三种》(1963)的“译本序”中,王佐良不仅详尽分析了其戏剧的优点,如深刻的现实主义手法、崭新的题材、高超的喜剧艺术和语言能力等,而且以他一贯的犀利眼光和实事求是、敢于直言的勇气,对其缺点分析得也非常透彻:“然而萧又是一个有着严重缺点的作家。他的剧本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但是没有打中要害;他所揭示的矛盾、冲突经常是前紧后松,他的答案往往是妥协的……萧永远寄希望于聪明盖世的个人,他们的长处只是雄辩滔滔,有时即使谈到‘革命’,眼中并无革命的群众……在萧所写的五十一个剧本当中,整个儿都叫人满意的的确为数不多。”王佐良中肯地分析了萧伯纳的中产阶级情结,以及他骨子里的势利,看不起、害怕、不了解真正的下层人或者劳动人民。尽管措辞上难免有那个时代的烙印,阶级分析的痕迹比较明显,但即使按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也是一篇价值很高、很深刻、很全面的论文。1949年至“文革”前这一时期的萧伯纳研究总体上学术性不够强,纵然是像王佐良和黄嘉德这样非常优秀的学者也不能完全摆脱极“左”思想和阶级分析论的影响。对比一下王佐良上述这篇“译本序”和他20世纪末为《英国20世纪文学史》(2006)所撰写的《萧伯纳与新戏剧》,就不难发现两篇文章既有内容上的共同之处,又体现了作者不同时期在研究方法和语言风格上的变化。其他研究者的文章则更为明显,在此仅举一例比较典型的评论:钟日新在1964年第4期的《中山大学学报》(文科版)上发表了《试论萧伯纳的〈不愉快的戏剧〉》一文,认为“三个剧本的主题都暴露了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阴暗面,直接向观众开火,因为当时的观众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看了或读了这些戏剧,心里必会觉得不愉快”。这种分析是情绪化的、笼统的、主观的,而不是科学的、严谨的、客观的。然而,这并不是某个评论家的水平问题,而是时代使然。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黄嘉德和王佐良两位前辈的成果对新时期萧伯纳研究的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