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２医学技术客体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客体化”技术原本是人的技术，即技术的主体是人，医学技术也应当如此。随着呼吸机、起搏器、计算机Ｘ线断层摄影术（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ｚ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Ｔ）以及磁共振显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ＲＩ）等现代诊疗技术的应用，医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然而，医学技术发展的同时，技术主义也得到了急剧地膨胀，技术客体发生了“主体化”的过程，正如杜治政所言：“医学技术已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具有独立于医学宗旨的自身逻辑的发展目标，它不再单纯是人类借以达到控制疾病、增进健康的工具。”［３］其具体表现就是医学技术主义者不再考虑技术的适用性，而是考虑如何为“高新技术”拓展市场，收回成本，赚取利润。在医学技术辉煌的征程中，还深藏着人“主体”的危机：在诊治过程中，“望、闻、问、切”被实验室指标所替代，扭曲患者的主体地位，将其“客体化”。医者脱离病人去治“病”，忽视了对患者人格的尊重，忽视了除生物病因以外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心理行为等众多致病因素。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不仅生命体在培育和利用中从技术上被对象化了……归根到底，这是要把生命的本质交付给技术去制造、去处理。”

２．３医学技术价值二重性的忽视技术既可能造福于人类，也可能危害人类，相互对立的价值特性就是技术价值的二重性［５］。追求高新医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诊疗水平，但是，所承担的医疗风险也越来越大。因为，高新医学技术在改造人体的广度和深度上与传统医学具有根本的不同，它已不满足于对人的浅表改造，而是要在各个层次上实施对人体的根本改造。所以，高新医学技术带来的副作用也就会随之增多，其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由于缺乏对医学技术价值二重性的全面认识，医学技术主义者往往只重视“春雨贵如油”之“喜”，而忽视“屋漏偏逢连夜雨”之“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现代医学之“痛”。抗生素的发明，给人们带来了攻克感染性疾病的曙光，而抗生素的滥用也带来了耐药性的问题；试管婴儿的诞生，改变了人类的生育方式，也带给了人们伦理学的追问；基因技术的应用，可使疾病的治疗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更多的却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拷问。

２．４医学文化价值的缺失医学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但是，仅仅以医学技术水平的高低，衡量医学是否进步的标准过于片面。技术理应具有“人性”，而且应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媒介”。因为，科学的特点是在研究过程中极力避免人的主观因素，而技术在应用的过程之中应赋予人的主体地位，必须考虑技术的价值问题。然而，由于当今医学文化价值的缺失，单纯追求技术已成为医学界的一种潮流，对患者的社会属性、心理需求、价值取向等方面则熟视无睹，并进一步演变为单纯以技术论成败的医学技术主义。

３医学技术主义的困境

医学技术主义使医学技术成为评价医学的绝对标准。由此，导致了医学的物化，医生临床思维能力的退化，并引发了为追求“技术红利”最大化而派生的道德危机，随之而来的医患诚信体系也受到了前未所有的挑战。医学技术主义自身的矛盾，使自己成为了否定自己的因素：它力求通过医学技术来掌控自己的命运；然而，人类却对技术产生了更大程度的依赖。社会为此付出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代价：一方面，医学技术主义在市场经济刺激下，已经走上一条昂贵的、人们无法接受的道路；另一方面，医学技术主义面对当前疾病谱的变化，愈来愈显得力不从心。更为甚者，生命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命的干预，使“自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分裂：生命科学技术对“自我”肉身存在的改变致使自然自我走向虚无；控制技术的意志反过来为技术所控制，导致精神自我的绝望与迷失［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