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内生放大机制。下级官员为了显示政绩而有扩大预算规模的内在激励，上级官员也不例外。因为地方政府的扩大支出行为，客观上也能为其上级的政绩增光添彩，只要其预算规模不足以大到引发社会动乱和经济动荡的上限，上级政府或官员是不会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的，反过来往往还会采取默许式的鼓励，基于上级政府或官员的这种心理，下属更加肆意扩大预算规模，于是再进一步加大支出和举债规模。这样，在利益的驱使下各级政府与官员都会产生进一步的投机与短期的支出扩张行为，预算支出规模的扩张通过上下级不断传递，于是产生强烈的放大作用，最终将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现实中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严重性已经给出了很好的证明。

(三)政绩考核机制下的政府投资动机

强烈的投资动机是导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又一重要原因。在现行的体制中，地方官员的激励主要是地方经济发展中蕴藏的政治晋升，地方官员都处在一种政治晋升的博弈中，基于这种激励，他们会以理性经济人的姿态而采取相应的行动。具体来说，地方政府之所以有强烈的动机进行投资，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由于我国政府官员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经济参与者，即像市场上的经济主体关注经济利益;同时另一方面也是政治参与者，关注政治晋升和政治利益[4]。

我国现有的这种政绩考核体制最终会导致了三种结果：第一，激烈的晋升竞争机制诱使地方官员过多地关注任期内的“政绩工程”;第二，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地方官员以“资源密集型”工程发出有关自己政绩的信号，以求得职务上的晋升;第三，上述行为又由于同级政府官员之间的职场竞赛而被强化和延续。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强化了地方官员进行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的动机[5]。

(四)金融体系预算软约束

对于政府来说，上级政府向地方政府提供的预算资金未能执行约定，使地方政府的资金运用超过了它的当期收益的范围。这当然也与分税制改革有关，上级政府将大税种收入囊中，同时由于事权层层下放，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相差甚远，致使地方政府不得已超越预算约束，通过各种途径筹集资金。我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会屈服于政治压力，导致“金融机构财政化”，积极地为地方政府提供信贷支持，在预算软约束和金融机构各种优惠条件的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将贷款当作是解决发展资金不足的必然选择，而金融机构由于不承担经营亏损和储户存款损失的责任，容易被权力制约，而且由于在资金使用方面缺乏监督甚至攀比浪费，最终形成巨额债务。

中国政府预算软约束主要体现为：政府预算先执行后审批;预留政府预算资金，或随意调剂使用，或截留、挤占、挪用预算资金，导致部分预算资金不能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和项目，并使政府预算达不到有效约束有关政府部门的行为;大量财政性资金没有纳入政府预算;任意突破政府预算约束，增加支出项目，扩大预算支出，酿成巨额财政赤字，这导致各级政府公共财政支出陷入困境，各级政府积累起了巨额赤字与债务，从而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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