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央行定义，对外证券投资资产是指我国居民持有的非居民发行的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等有价证券。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不断扩大，根据统计年鉴，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已达1078亿美元，接近该年实际使用外资1175亿美元的水平。不过我国对外证券投资仍然面临管制而且规模不大。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截至2015年1月30日，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投资额度为820.43亿美元，其中银行类机构134.9亿美元，证券类机构318.5亿美元，保险类机构296.53亿美元，信托类合计70.5亿美元。总额度与直接投资远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这些投资额度实际使用的比例并不高。整体上，居民对外证券投资的管制导致我国居民对外证券投资规模远远落后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了我国对外投资收益并干扰了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有必要对居民对外证券投资放松管制以推动居民对外证券投资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引言

资本的本质是获取最大收益，因此从其诞生之日起，资本就开始不断流动以寻取最佳回报，现代通信技术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配置，资本越来越全球化，产生了国际资本流动。钱纳里和斯特劳特(1966)在其经典著作《外援与经济发展》中认为，国际资本流动能够填补东道国外汇与储蓄缺口，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证券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外投资特别是证券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增长日益迅速。事实上，证券投资是分享东道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而且证券投资通常不涉及控股，可以规避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政府管制。对外证券投资的主要优势是分散投资风险，即投资学中的“不要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研究表明，居民对外证券投资能使投资人获益，DeRoonFA，NijmanTE,WerkerBJM.(2001)指出，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投资能够显著分散风险，提高收益。Driessen，JoostandLucLaeven指出，跨国证券分散化投资能显著提高收益率，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即使考虑到货币波动因素，依然能从对发达国家证券投资中获益。Lagoarde-Segot，Thomas和BrianM.Lucey(2007)使用美元和本币两种方式建立资产组合，对中东和北非部分国家股票市场进行了研究，发现加大对这些国家的证券投资能够使投资组合获得多样化的收益。

不过跨境证券投资对国民经济也有其不利影响。正如Bhagwati(1998)指出的，驱动资本与驱动商品和服务跨越国界流动的动机不同，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正如同经济史学家CharlesKindleberger说过的那样，是恐慌和狂躁，当一国或地区利润率特别高时，猛躁的资本大量涌入，而当金融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在恐慌心理作用下开始大量抛售资产，引起资产市场暴跌。由于证券投资对象主要是可交易的金融资产，流动性高，特别容易受到短期因素波动的干扰，影响金融稳定。以泰国为例，在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前，外部证券投资大规模流入，使泰国经济增长迅速，但在发生金融危机后的1998—1999年，证券投资方式的资本流入则又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银行贷款类资本大量流出泰国，1997年流出25.17亿美元，1998年流出110.96亿美元，1999年流出112.07亿美元，因为银行贷款变现能力强，在国际金融市场形势发生不利变化时，外国银行纷纷召回发放给泰国银行和企业的贷款，泰国银行和企业为了偿还外债，被迫中止投资，国内总需求下降，从而影响产出。总体上，学术理论证实了跨境对外投资分散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的作用，但由于证券投资的特殊性，我们也需要关注对外证券投资的负面影响。

二、国民经济账户的均衡与证券投资开放的意义

对我国来说，由于人口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效应，储蓄率长期保持在高位水平，储蓄大于国内的投资就形成了净出口，净出口亦长期保持在正值。由于我国净出口基本保持在正值，为了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资本账户必须为负值，这就需要资本外流，即资本账户K为负值。不过我国要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利率高于发达国家，因此，在利差刺激下资本账户亦呈现净流入状态。这使得我国国际收支面临经常、资本两账户双顺差局面。即国际收支无法通过市场平衡，需要政策干预即由政府买入外汇才能实现均衡，这反而又影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逻辑分析如下。根据表-2国际收支账户平衡方程，在国际收支完全由市场调节的背景下，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资本账户的逆差，因为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国内出口商品或劳务从国外获得金融资源，居民必须以某种方式拥有这种金融资源，无论是以对外直接投资还是证券投资方式，总之这会形成某种均衡。反之，在不均衡状态，以我国现状为例，经常账户是顺差，而直接投资账户方面近几年由于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直接投资也快速上升，不过即使在大幅度增长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仅与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相当，因此直接投资不能单独充当经常账户顺差再溢出的主渠道，这意味着需要通过证券投资账户平衡经常账户顺差。但是我国证券投资账户处于管制状态，因此通过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中直接投资积累的国际资本不能通过证券投资宣泄，只能借由储备变动消化。

三、现行对外证券投资政策的弊端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对外证券投资侧重于国内居民(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直接购买境外证券投资的行为。不包括国家外汇管理部门使用外汇购买境外证券资产，因为这属于主权投资的范畴;也不包括商业银行的对外证券投资，因为这与本文所讨论的普通市场主体对国外证券的投资概念不同。目前国内居民对外证券投资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QDII(QualifiedDomesticInstitutionalInvestor)，即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这是在资本账户不放开的情况下允许部分机构先行试行，在国内发行基金产品对海外进行证券投资，与比较火爆的QFII相比，QDII显得比较冷清。根据2014年上半年央行《中国国际收支报告》，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QFII)净流入344亿美元，其中：股本证券166亿美元，债务证券178亿美元;而QDII净汇出资金只有27亿美元。二是港股通，即2014年下半年推行的允许合格投资者购买香港证券的投资安排，截至2015年2月4日，2500亿港股通总额度仅使用了237亿元，尚有余额2263亿元，与沪港通推出前的市场预期大相径庭。从QDII和港股通的冷清可以看出，放松对外证券投资可能出现的资金大量外逃并未出现，显示出目前对外证券投资的管制可能过于严格而且并非必要。另外，对境内居民海外投资的过度限制反而降低了境内居民参与海外投资的热情。总体上，继续执行严格管制的现行对外证券投资政策存在诸多弊端。

(一)资本流动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当我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顺差时，根据国际收支均衡表，过量的外汇只能通过证券资本账户输出国外。如果证券投资账户处于管制状态，那么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央行购买过量外汇。这导致巨额外汇资产在央行的集聚，因为央行并不总能完全冲销吸入的外汇，所以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巨量顺差往往会带来基础货币膨胀、物价上涨、银行资产扩张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我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堆积，例如2013年经常账户顺差达1828亿美元，虽然境内机构可根据经营需要自行保留其经常项目外汇收入，但人民币资产收益较高和缺乏对外投资渠道使得境内机构不愿持有外汇，往往将顺差带来的外汇原封不动地卖给央行，使央行的资产迅速膨胀，仅2013年新增外汇储蓄资产就达4314亿美元。2013年末央行外汇储蓄余额已达38213亿美元。截至2014年底，中国人民银行338248亿元总资产中，外汇资产已达270681亿元，外汇占款已占据超过80%的央行资产份额，巨额外汇储备使中国货币发行受制于外部因素影响，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金融稳定。

(二)对外输出资本投资回报率低中国是吸收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资本输出大国，这可能和很多人想象大相径庭。从表-3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可以看出中国拥有巨额对外投资净头寸，2013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净头寸19716亿美元。不过我国的对外投资收益是低下的，该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投资收益所得为负值。而日本2013年末3250070亿日元净头寸投资所得盈余为164755亿日元，综合收益率为5.06%，且历年收益相当稳定，2013年平均计算日本每个国民投资收益为13万日元。中国对外输出资本规模非常高，但收益却非常低。其原因在于中国对外投资的结构失衡，以央行储备为主(如表-4所示)。中国对外资产中，央行外汇储备占对外资产比重达到62.75%，外汇储备投资主要以低风险国债为对象，而居民主动性的对外投资，直接投资、股本证券、债务证券投资规模小，三项合计14.7%。相比之下，日本居民持有的直接投资、股本证券、债务证券投资占国际投资头寸的59.8%，外汇储备资产占日本对外资产比重仅为16.75%。另外，从证券投资的分布来看，日本对外证券投资以债券投资为主，私人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如日本对外债券投资以中长期债券为主，私人部门和银行部门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对外投资收益率低的原因可能也正是因为中国对外资产以国家持有外汇资产为主，即由央行持有外汇储备，对央行这样的非营利机构而言，用外汇储备投资主要目标在于保持汇率稳定，保持储备安全性，收益性只是附带目的。从实际情况也可以看出，央行大量外汇投资于低收益的发达经济体国债，如根据最新资料，2015年1月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破了2%，而据媒体报道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万多亿美元。中国想要提高收益率，就必须改变对外投资结构，放开居民对外证券投资限制，扩大普通居民投资者数量。普通居民投资者会在安全性与收益性间进行权衡，按照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优化投资组合，最终会获得高于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