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对现实战争灾难的深刻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与孙子同时代的老子、孔子等思想家，都有崇尚和平止息战争的思想。老子诅咒战争，说“兵者不祥之器”。所谓“不祥”，按照老子的说法，一是害民，“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德经·三十章》);二是害己，“兵强则灭”(《道德经·七十六章》)，“好战”必然要走向它的反面——“亡”。但老子也不是完全反对一切战争，对于那种“为客”而“不为主”的防御之战，“哀兵必胜”的不得已之战，他还是积极主张的。其主导思想很明确，这就是为了和平，为了保存自身，虽战亦可。孔子比老子进了一步，他看到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认为，要避免战乱，就要使战争向有序化发展。为此，就要树立一个而且只能是唯一的一个统一发布战争命令的最高权威，这就是“征伐白天子出”;舍此，大抵都应归类于非正义的战争。可见，孔子的战争伦理观蕴含着对“和平统一”的向往和追求。

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人价值观，比老子、孔子对和平的向往和追求的价值观有更高的道德意义。因为孔子的“征伐自天子出”一说，虽然给战争冠以正义的性质，但它毕竟还是要用武力去“征”和“伐”的。而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说，则是希望不用任何武力征伐而能御敌、退敌、胜敌，诚如孙子所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破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谋攻篇》)此说看起来近乎幻想，其实，从局部战争来看，无论是在孙子之前还是在孙子之后，都具有现实的意义，而且也曾被大量的现实所证明。孙子的这一军人价值思想，体现了道德之手段(不战)与道德之目的<利可全)的统一。所谓“善之善者也”即是这种“全胜”战略的价值的评价，其含义有二：一是说这种策略是最高的最具有价值意义的选择;二是说这种“全胜”正是军人价值最高、最完美、最理想的实现形式。而一旦全面达到了这种完美的理想境界，军人(军队)也就进入了超越“本我”的崭新发展阶段。

《孙子兵法》把“和平”与“强兵”结合起来的构想，实际上就是一种“和平威胁”战略。“和平威胁”战略有可能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刺激军队和武器装备的发展，谁的武力强大，谁就可以不受制于人甚至可以制人，即所谓的“战胜而强立”;二是制止武备竞赛，因为武器装备发展到一定程度，强大的武器杀伤力造成的破坏作用，必然使军争走向它的反面，即愈来愈强化人类制止和反对战争、追求和维护和平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在当今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的情况下，战争所带来的可能是全人类的不幸。任何一个想从战争中获取利益的国家，它就不能不考虑战争有可能会使它失去更多的利益。

因此，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内核，在当代军争中将越来越被重视，越来越具有道德的手段性和道德的目的性相统一的意义。“不战”的目的性将日益被国际社会所认同。特别是信息武器投入战争，有可能使传统的硬杀伤向软杀伤转化;由以往的“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转变为控制敌人，保卫和平。同时，运用信息武器更有利于进行伐谋、攻心，为“不战而屈人之兵”从理想转化为现实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甚至交战双方运用“虚拟战争”的形式一决雌雄，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总之，战争推动着军备竞争，军备竞争导致人类对和平的追求;武器装备现代化的程度越高，人类向往和平的呼声也就越高。从本世纪前期的45年大战阶段到中期的45年冷战，再到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近百年的历史揭示了一条军事斗争发展规律：人类必将通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走向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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