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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之人性论，根基于其仁义之道。儒家对于人性之论证与说明，目的在于要为其所张扬的仁义之道确立一根基与现实之出路。

作为儒学之开山始祖，孔子一生讲得最多的是仁。然孔子之论仁，主要局限于仁本身，即何为仁，为什么行仁的层面上。至于如何行仁，在孔子那里，还不是问题的重点。孔子只是简单地说：“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在孔子看来，行仁完全是人的自觉的行为。至于为什么是人的自觉的行为，孔子并没有展开具体的论证。由此，孔子多言仁义，而很少论及人性。孔子论人性，只限一语：“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何以相近，习何以相远?孔子未予明言，因为孔子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仁义本身，而非如何推行仁义之道。

孟子处处以孔子之继承者自居。孟学对于孔学之发展，主要即在于“为仁之方”方面的发展。孟子自觉地将孔子仁学的终点作为自己仁学的起点，并通过对“为仁之方”的论述，而建立了自己的心性论。

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与动物之间是有相同性的：“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人与动物相同的因素是人之性，但却不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不是人性。人之性所表证的是人的先天性的因素，这种先天性的因素实际上亦是人的本能、人的本性，人的本能和本性在很大意义上是与动物相类、相通，以至相同的。人性所表证的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因素。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因为人与动物相类、相同，而是因为人与动物不同，与动物不同而为人之所专有者，才是人性。孟子认为，人异于动物之根本所在，正在于人先天地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才是所谓的人性。“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因此，人之本性就其本原意义而言，原本就是善的。这种本原的、先天性的善，正是人为仁向善之基础;人本身原有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正是人为仁向善之发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所以，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并不是外在于人或强加于人的东西，而是根源于人性，并且是由其发育出来的东西，是人性中本有的东西：“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为仁不过是使人性之中本有之善端得以发扬广大而已。孟子这种心性论的确立，就为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第一次寻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

与孟子不同，荀子并不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为仁向善的倾向。为仁向善，在荀子看来，完全出于人之有意作为，即出于人之“伪”，特别是出于“圣人之伪”。“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固生于人之性也”;“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虽然荀子也像孟子一样，认为人性是人秉受于天的，是先天的，是天赋的。但是与孟子不同，荀子将人与动物所共有的好利恶害的自然本性，当作基本的人性。如果顺乎人的自然本性，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相贼相残和社会的混乱。所以，在荀子看来，人之本性为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君子小人就其天性而言，并没有什么不同。“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人之实际的不同，完全在于后天的力量，完全在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个人的主观努力，即在于“注错习俗之所积耳”;“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性情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