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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04
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创作有着较为明显的史的意识，“予观次尾诸诗，其屈氏遗意，与次尾之论说，与策记之为史也，犹夫《春秋》与《书》之为史，其史易见。次尾诗之犹夫骚之为史也，其隐深未易明矣。”(《楼山堂集》卷首《周镳序》)作为一个诗论家，他曾自信地说“能见古文源流”，于诗也能“颇深见本末”，并特别强调史对文的作用，说：“世有治二十一史之人而不能治文乎?有治经史以为文之人而其文一如六朝五代之为韩欧所呕弃者乎?”(《楼山堂遗文》卷一《黄韫生制义序》)作为一个史学家，他总是把考察的对象放置于历史之中来思考，所以在考察文学发展时也必然以其熟悉的史家眼光和方法来观察与思考，而且不仅如此，还以历史观来统领文学观，反对以文学的眼光和方法来考察历史，因而他说：“弟近时读史甚深，每怪李卓吾以评水浒传手眼评史，钟伯敬以评诗归手眼评史，俱可发一笑。吾兄读书当从此入，由史入经，是因流溯源”(《楼山堂遗文》卷六《又与源常书》)。基于上述明得失之迹而厝之为用的历史观，他在考察文学发展时说：“欲成弘之文再睹，于今又当先从其源流本末备论之，以明其盛者，使可复，而其敝也未尝不可反，此吾所以论次程墨由国初而迄今之意也。”(《楼山堂集》卷十七《历朝科牍序》)显然，他立足于当时衰颓的晚明文风，对文学发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找寻敝者可反的途径和方法。同时他还以史学家的客观冷静的态度，摒弃了门户之见，对七子派、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的是非利弊进行了较为公允的批评，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进行纠偏校正，为后学指引明路。下面我们就从发展观与继承观两个方面来论述他的文学史观，揭示其形而上的理论意义和形而下的实践意义。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吴应箕的文学史观，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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