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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11月底，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其“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观点，在普遍相信上帝造物的当时，激起了轩然大波，并引发知识界与教会、知识界与民众以及知识界内部的激烈争论。1871年，达尔文发表《人类的由来》，更进1步将人类本身纳入进化之列。书中，在历数了人类的罪恶之后，他颇有几分激动地写到：“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要我在猿猴类祖先和野蛮人祖先之间作1抉择的话，我宁愿认猿猴，而不愿认野蛮人。”这种态度使得进化论被广泛地讥讽为“猴子理论”而失去了大多数民众的同情，同时，其正面地与《圣经》针锋相对的姿态也导致了教会更加激烈的反对与压制。

不过，自从第2本书的出版，进化论只用了1代人的时间，便在知识界中取代了教会维持近两千年的观点。原因之1，是经过《物种起源》发表几10年以来的理性思索，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承认：这个理论符合逻辑，且具有绝大多数真理的特点—简单明了;原因之2，是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这本书中，全面地阐述了“性选择”这1概念，使进化论显得10分完整。当时看来，它可以解释1切现象，这令习惯于以培根的归纳法进行研究和思考的英国人10分信服和欣慰。公开持肯定态度者日渐增多，大多数人虽然同意进化论的观点，但或是因为当初“站错了队”、或是摄于教会的淫威而保持缄默。可想而知，这种内心带有倾向性的“弃权票”，丝毫没有阻碍进化论在学术界迅速建立其优势地位。

随着民智的开启和教会势力的式微，进化论以其它任何1个学说都无法企及的广度和速度，在大众中普及开来。似乎每个人都是进化论的支持者，这足以说明这个理论的简单明了，用它来解释自然界各种生命现象时10分贴切。同时这个理论对传统的上帝造物理念冲击甚大，且与人类自身有关，使得它与其它学术理论相比，受到普通大众更多的关注。这是进化论深入人心、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重要原因。以至于《物种起源》发表整整100年后，英国伦敦皇家学院的动物学、心理学教授朱里安·赫胥黎在总结了正统科学的态度后声称，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不再是1种理论，而是1个事实。”

基因的发现，使得科学家们对进化论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许多达尔文要颇费1番口舌加以解释的现象，现在看来是那么的简单，简直是不言而喻。事情似乎是这样：达尔文作为1个天才，在150年前仅靠对生命现象仔细观察而得出的结论，得到了当今充斥着最尖端科研设备的实验室的证实。1些科学家，因而自称“比达尔文还达尔文。”如果达尔文本人能活到今天，恐怕也会对将他的学说在基因的层面上做如下的概括而深表满意：

1。生命的意义在于基因传递，与此相比，生物体存活的本身，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2。在生物体的1生中，其各种活动只有1个目的：将自己的基因最大化地遗传下去;

3。生物体的基因以1定的几率发生突变，造成结构和功能上发生1些细微的变化，这种“未经事先设计的变化”如果碰巧有利于生物体的生存，其变异就会保留下来。否则，则被自然选择所淘汰;

4。进化是1个循序渐进而又历时长久的过程，基因不断突变造成的细微变化，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就会导致新物种的出现;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只要把握住“将自己的基因最大化地遗传下去”这1生命的真谛，就不难理解各种生物的生存和繁殖策略。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不必再将选择力量分为自然选择(对应个体的生存)和性选择(对应繁殖)。这其实是1枚硬币的两面。拿1群鹿来举例：为了逃避狮子的追捕。鹿能跑得很快、有很高的警惕性和敏锐的感官等等。至于公鹿为何每年要长出很大的鹿角，既浪费许多能量，又使自己行动不便且易于被猎食者发现，则是因为公鹿要以此为武器，在每年的繁殖季节与其它公鹿争斗以获取交配权。得不到交配权、自己的基因无法传递，那么跑得再快、藏得再好也就没有任何意义。通过争斗选出1只最强壮的公鹿与整个鹿群中的母鹿交配，从而保证只有最好的基因才能得到遗传。同时，1只在1个繁殖季节中取得优胜的公鹿，在任务完成后，往往因“房事过度”而发生“跛足现象”，这使得这只种鹿在繁殖期后的第1次被追捕中成为牺牲品。如此便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好处：

1、增加了怀孕母鹿或小鹿的生存机会;

2、使某1只公鹿多年“连任”的情况成为不可能，从而保证其它公鹿的机会和整个鹿群基因的多样性。

虽然近年来生物学家们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了1些细节上的修正和补充，但其核心思想仍然“不容置疑”。就连教皇保罗2世，也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公众面前表达了对进化论的赞同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