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后，SSK确立的“建构主义”经验研究纲领得到了全面贯彻和发展，体现为他们不再纠缠于对知识之本性的认识论、合理性与相对性的争论，而是致力于对科学知识“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的分析，并借此将研究重点转向“如何准确地将科学文化处理为社会的产物”，也就是如何在实践中完成对科学的知识社会学说明。面对新要求，一些学派纷纷出台新的研究纲领，比如“社会建构论的经验纲领”、“爱丁堡学派的宏观说明纲领”、“巴斯学派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夏平的批判编史学纲领”，还有“实验室研究”、“文本与话语分析”等。这些研究立足于社会建构论的立场，以科学案例为研究场点，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科学知识展开更为精细 和深入的社会学探讨。通过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考察，SSK将科学、知识与社会、文化联系在一起，对科学的实在性和真理性重新进行阐释，认为科学的这些特征不是与实在符合的结果，而是“科学家贴在其常规地接受的实践和认识上的权宜性标签”;科学事实也不是对外在世界的表征，而是在一定社会情景中博弈、劝服的结果;全部科学知识，甚至最精密的物理学和数学知识都不过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在众多的SSK研究中，我们注意到，坚持“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被理解为完全自然的现象”是研究者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SSK坚持这一原则的目的就是要将社会学的说明引入科学知识中，以非评价性的、描述性的方式阐释科学，从而选择自然主义的研究路径。

二、自然主义的方法论特征与

SSK主张的统一

自然主义是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贯穿于整个哲学发展历程。自然主义的核心观念是所有的自然现象都能用自然原因加以解释，包含两种形式：本体论的和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在本体论方面，自然主义反对任何超自然的神秘形式，认为没有超自然的存在和事件，一切事物与现象的原因与根据都来自于自然，主张取消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对立，坚持哲学一元论;在方法论方面，自然主义坚持自然科学的立场和方法，主张自然界与社会具有连续性，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具有统一性。

作为一种基本的哲学态度和倾向，经过若干年的冲击和涤荡之后，自然主义仍然是当代哲学的主流。“在英语世界，自然主义现在是有显着地位的元哲学，最好的证据就是其假定的反对者们也开始效忠于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在当代的复兴得益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它在方法论方面同自然科学的天然联系。正如沙夫曼(Steven D.Schafersman)所指出的：“在19世纪末，方法论自然主义已经被内化于自然科学之中了，自然主义作为科学的一个必要的部分随着科学家的理解和实践与科学一起逐渐发展起来。”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自然主义选择了一条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探究哲学问题的路向，这一选择在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中得到了充分彰显。1969年，奎因在维也纳国际哲学会议上发表论文《自然化认识论》，明确阐述了其自然主义认识论的基本主张：“我的立场是自然主义的，因为我并不把哲学看作是科学的某种先验预设或基础，而是当做科学的继续。我认为科学与哲学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只能当它在海上漂流时重建。不存在外在的优越，不存在第一哲学。”在奎因看来，认识论指涉科学，是科学认识的基础，但是传统认识论将自身独立于科学之外，关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没有为知识提供稳定和可靠的基础。新的认识论必须对传统认识论加以改造，以实现为知识提供可靠基础的目标。为此，奎因建议引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作为探求认识论的基础。这样，认识论就可以被归结为对于语言学习过程的经验研究而被自然化。在自然化过程中，认识论并没有被消解，而是被替换了。正如奎因所言：“认识论仍将继续存在下去，尽管它是在一种新的背景下并以一种被澄清了的身份出现的。认识论，或者某种与之类似的东西，简单地落人了作为心理学的一章，因而也是作为自然科学的一章的地位。他研究一种自然的现象，即一种物理的人类主体。这种人类主体被赋予某种实验控制的输入，并且在适当的时候，他又提供了关于三维外部世界及其历史的描述作为输出。贫乏的输入和汹涌的输出之间的关系，正是我们加以研究的。”奎因在这段话里明确表达了他对认识论进行自然主义探讨的意向，这种意向体现为：(1)将哲学看作是一种对科学加以经验探求获得的知识，而不是某种对科学的先验预设;(2)将认识论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可以对其进行经验研究;(3)可以将认识论研究置于一定的外部情景和历史中，而且人的认识结果远远大于对它施加的描述。显然，奎因通过自然化认识论所展示给我们的同传统认识论的区别与其说是在目标方面，不如说是在达到目标的途径、方法或手段方面，这一区别促使发生学方法成为探讨认识论问题的重要研究手段，同时这一区别为人们深入科学内部探求科学家如何认识知识提供了依据和思路。遁着这条思路，SSK迈出了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