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用利益模式分析科学知识是如何社会性地建构时，有关科学争论的案例研究成为SSK的首选目标。在SSK看来，对科学争论的利益分析旨在表明，宏观利益能够转换成影响个人或群体行动动因的微观社会学说明。“在这种因果说明模式中，利益的角色是充当联系科学活动之认识和社会方面的中介，特定的科学事业或科学行动可以卷入各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的说明。通过利益，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政治冲突)、一般的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以及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将影响、引发、激活、塑造、维护、持续、修正，而不是简单地决定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产品。”按照这种思路，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爱丁堡学派针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科学争论进行了大量的案例研究。在这些研究中，SSK以“陌生人”的身份介入科学探索中，利用经验研究贯彻其自然主义的方法论纲领，对特定的科学实践进行参与观察，还原科学认识的“本性”。

SSK最初的意向是采用经验性的描述实现其自然主义的诉求，但是这种自然主义的进路由于隶属于利益分析模式的要求，因而带有明显的主观性，体现于SSK在进行一番详细的案例分析之后，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倾向性的。科学的真理性标准难以突破人的干扰而真正成为评判知识的基准，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的界限也似乎难以脱离人的影响得到澄清。这样，认知因素变成了由社会最终判决的因素。按布鲁尔的说法，就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科学家的一切活动，包含科学实验，都是以社会利益为评判标准，当科学家或所属的共同体持有不同的利益时，他们评判知识的标准不同，最终科学也就失去了评判标准㈨。

我们看到，SSK经验研究最初试图借助科学的史实获得支持其基本主张的证据，但是因为这种主张带有明显的社会价值倾向，由此所获得的证据失去了给予科学活动以客观性显现的支持，使得原本由自然和社会共同显现的科学成为只由社会决定的科学。这样，SSK在最初的分析中，就已经偏离了自然主义的基本主张，脱离了用科学的方法说明科学的目标。更为严重地是，SSK由此落入了它所批判的传统科学哲学的命运，所不同的只是以社会代替了自然作为评说科学的标准。如此，SSK所主张的自然主义纲领也将面临被否决的危险。潜伏的危机促使SSK开始反思自身的缺陷，寻求新的策略确保研究领地，由此迎来了SSK自然主义的新阶段。

对自然主义追求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是由后SSK的研究者实施。后SSK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转向“科学实践”的分析。在这种分析中，后SSK克服了早期SSK将自然与社会进行二元分立的弊端，将自然之维与社会之维置于同一个平台上给予考虑，具体做法是进入科学家工作的实验室，对实验室如何制造科学知识进行考察。在考察中，后SSK一方面继续贯彻自然主义诉求，采用经验和描述的方法忠实记录具体的实验过程，另一方面倾向于从科学实践的角度理解科学的客观性和实在性。

在对后SSK基本哲学态度的阐释中，皮克林指出：“新的科学图景中的主题是实践而不是知识，因为在理解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中无须指定社会因素具有致因优势。”这一论述明确规定了后SSK关注的焦点是科学家的实践活动。那么，后SSK如何关注科学实践?按照古丁的说法，就是“让力量回归实验”。依照后SSK的解释，这里的“力量”是指来自于主体、客体、自然、社会等一切能够影响科学家研究的因素。这些因素以“行动者”的身份参与到科学运行中，共同博弈性地建构科学知识。这样，在后SSK的实践维度中，主观与客观、社会与自然、价值与真理、理性与非理性、体制的与知识的二元对立被消解，无论自然，还是社会都不再具有某种优先性，二者拥有同等的建构知识的能力和权利。

实践的引入促使后SSK关注行进中的科学说明，以操作性的语言刻画和描述处于动态变化中的科学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自然的、人文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因素在实践的开放性过程中历史地注入科学探索中，成为共同影响科学的异质性组合，同时，科学的认识属性也在与其他文化因素的共生中拓展自身。如此，在后SSK眼里，科学实验不再是一种局限于实验室可以被重复操作的活动，而是一种带有地域文化特征和具体情境状况的不可逆实践过程。科学实践由此不再是针对同一种科学成果的结果，而是由多元因素耦合的不同结果的显现，对这些实践的探讨无疑采用自然主义的研究进路是最好的选择。

当对科学的研究引向实践层面时，后SSK对自然主义的选择就不再是外在的强加，而是源于科学自身的诉求。这不仅使SSK所主张的自然主义纲领有了立足的根基，而且使其借助科学的生成过程能够得到充分的张扬，从而最终促使自然主义作为一种自然而合理的因素成为SSK的分析框架和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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