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质直观：方法论的差异

在以上被历史地再现出来的争论中，方法问题看起来构成了这些争论的重点与核心。从方法的分歧出发，争论还会进而更深入涉及实事领域，如对意向性的不同看法;退而更宽泛地涉及不同的哲学立场和时代精神，如观念主义的出发点，还是语言主义的出发点。

就胡塞尔这方面而言，由于他涉及的范围较广，既包含意识分析的层面，也包含语言分析的层面，因此，或许用“现象学分析”的标题来涵盖这两者是比较合适的。而在他的对立一面，把石里克和维特根斯坦放在一个标识下则较为困难。困难主要是就维特根斯坦而言：既不能把他称作逻辑实证主义者，也难以把他称作分析哲学家或语言哲学家。但勿庸置疑的是，我们仍然可以把这两个对立面的基本思想风格称作“分析的”，因此他们之间极有可能产生出实质性的对话。

两派之间的真正分歧在笔者看来主要是立场上的分歧，或者说，是出发点的分歧。这个分歧甚至在各自哲学的称号中已经表露出来：在逻辑经验主义的称号中已经包含着一个认识二元论的设定：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者们虽然各自还有不同的见解，但一般会认可这样一个论断：“从根本上来说存在着两类断言，一类是必然的，其有效无关于经验，一类是事实性断言，是综合的命题，其有效或被否定仅仅依据于经验。”这种二元论并不像以往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二元论那样把逻辑数学与经验事实截然分割开来，而是对它们加以某种结合：逻辑本身被允许结合到经验之中。因而石里克把这种“逻辑同实在和经验的关系”的见解明确地称之为“哲学中迈出的最重大的一步”。[15]

而在现象学这方面，对现象的执拗的坚持初始时会给人以偏好经验的印象，但当人们看到胡塞尔和早期海德格尔始终只在一般的意义上使用“经验”一词，同时却赋予“直观”以其方法上的至高地位时，他们与逻辑经验主义的区别就逐渐显露出来。现象以各种方式显现给我们，但最原初地是以直观的方式显现给我们。而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在现象学的代表人物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舍勒等人看来，甚至可以说：在所有现象学家看来：这种直观既可以是感性经验的直观，也可以是观念本质的直观。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可以在方法上仅仅诉诸于直观，并把它看作“一切原则之原则”或“第一原则”[16]，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最终的对于人的认识来说是最后的根据，或者说，“最终的教益”[17]。

这个差异初看起来非常明显。石里克在《普通认识论》中以很大的篇幅来批判地分析这种直观，并将它归入到不是认识的那一类东西中(Was Erkenntnis nicht ist)。无论是柏格森的还是胡塞尔，或者布伦塔诺，都被石里克予以坚决的回绝。他认为他的观点与直观哲学处在最尖锐的对立之中;直观哲学的最大错误在于混淆了知晓(Kennen)与认识(Erkennen),而这可能对哲学带来最严重的后果。“直观只是体验，而认识却完全不同，是更多的东西，直观的认识是一个语词矛盾(contradictio in adiecto)。”[18]

石里克的学生洪谦曾仔细研究过他的老师对直观理论的看法，他认为：“从石里克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所有科学理论中表现出来的不是‘纯直观’或任何神秘的要素，而是理性知识与经验知识的结合：因为在这样一种理论系统中构成其要素的命题只有通过数学的或逻辑的推演才能彼此联系起来，而任何的‘直观的’经验的客观有效性只能通过感观知觉在经验上加以检验。”[19]

因此，对直观问题的不同看法，构成现象学与逻辑经验主义之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歧，也是前面所说的出发点分歧之一。而在这个分歧中的最突出的分歧更是在于：是否存在“普遍表象”，即对种类客体或观念存在的表象，例如对一、三角形、红的表象。这类观念对象对于石里克来说是不存在的，它们只具有纯粹术语的含义。对象既然是虚构的，也就无法谈论对它们的真正直观或表象，它们只会将人们引向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当前如此被赞誉和使用的‘现象学方法’……越是被严格地运用，它就越是将人们引向虚无飘渺的地方，却无法提供任何现实的知识。”[20]

现象学，尤其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早在胡塞尔的第一部著作《算术哲学》中，他就已经提出了“观念化的抽象”的问题。可以说，对观念存在的信念，甚至要早于现象学运动本身。[21]而在现象学运动的突破性著作《逻辑研究》中，他更是明确地指出：“作为思维统一性的逻辑概念必定起源于直观;它们必定是在某些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观念直观的抽象而产生并在新的抽象中不断得到其同一性的新的验证。换一种说法：我们在对逻辑学所提出的规律的意义，对‘概念’、‘判断’、‘真理’等等及其各种划分做初步反思时，我们决不会仅仅满足于‘单纯的语词’，即：‘对语词单纯的象征性理解’。”[22]这意味着，意识不仅具有在经验层面上构造感性对象的功能，而且也具有在观念层面上构造观念对象的功能。观念对象对感性对象在现象学的意识分析中享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

胡塞尔这个基本观点原则上有别于柏拉图的观念论，因此他不会接受石里克的指责，即重又落入到“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中的指责，而是反过来回击说，“他〔石里克〕对现象学意义的所做的其他论述同样是不真实的”[23]。

这个反驳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成立的，因为胡塞尔在第一版中已经试图将自己的学说与“两种错误解释”划清界限：“第一种错误解释在于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对一般之物做实在设定，在于设想处于思维之外的一个实在的种类存在”，这意味着柏拉图实在论的错误;而“第二种错误解释在于以心理学的方式对一般之物做实在设定，在于设想处在思维之中的一个实在的种类存在”。胡塞尔将它视为新老唯名论的共同错误。这两个错误虽然相互对立，但却拥有一个共同的设定：“如果种类不是实在之物，并且也不是思维中的东西，那么它们就什么也不是。”

从总体上看，胡塞尔的批评主要针对唯名论，因为他相信，在他那个时代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实在论，即对一般对象或观念的形而上学实在设定，而是来自唯名论，即对一般对象或观念的心理学实在设定：“我们可以将那种柏拉图化的实在论看作是早已完结了的东西置而不论。相反，那些似乎趋向于心理学化的实在论的思想动机在今天显然还有效用。”[24]胡塞尔在整个第二逻辑研究中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说是已经对石里克的指责作了预先的回应。

在《观念》第一卷中，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的反驳也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即实证主义把实证的概念局限于经验的实证上：“‘实证主义者’有时混淆各种直观间的基本区别，有时虽然看到它们之间的对立，却由于为其成见所束缚，从而只愿承认它们之中的某一类直观是正当的，甚或唯一存在的。”[25]

我们在这里无须再去重现胡塞尔的全部论证。这将意味着对胡塞尔大部分思想的再构。这里只需要强调：如果胡塞尔在直观问题上、尤其是观念直观的问题上让步，他也就完全可以放弃他的所有哲学立场，也就是说，放弃他作为哲学家生存的权利。因此，在逻辑经验主义和现象学之间的这个分歧是不可调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