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唤与救助：启蒙知识分子视角与启蒙形象

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较强精英意识的作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目睹民族陷于危亡之中的苦难，力图以文学(乡里能人)形象来启唤民众，挽救国家，重建民族文化。他们对传统民族文化抱着基本否定或批判的态度，对现实生活采取了阶级斗争的立场或借助西方哲学文化，搜集、挖掘民间文化的精髓与糟粕，以取得现代审美批判的价值尺度;或借助科学民主思想，以启唤民众反抗暴政救国自立。除了20世纪前40年的乡里能人形象，新时期“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部分乡里能人形象也具有这种价值内涵。

纵观启蒙能人形象，会发现这样一种创作现象：大多数启蒙作家在创作中所刻意表现的，不是这些能人的发达和能干，而是他们在那强敌入侵、内患不息的社会中，麻木消沉、被迫没落、由能人衰降为贫民或“贱民”的情态。鲁迅的《祝福》中的祥林嫂、《风波》中的七斤、《药》中的华老栓，茅盾的《春蚕》、《秋收》中的老通宝，《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老舍的《骆驼祥子》中的祥子，都是当地能够自立的能人。祥林嫂两次组织起家庭并过上美满生活，她显然要比一般山乡妇女更能承受生活压力，鲁迅所要表现的是这个乡里能人被传统信仰文化迷乱所致的惨死。女人在那种“祖规”森严的社会里，改嫁与丧夫被指责为“命硬”与“克夫”，被看作“不洁”与“不吉”的“扫帚星”。正是在这浓重惊人的民间文化信仰氛围中，原本以血缘与地域关系凝聚紧密的“乡亲”，对祥林嫂犹避污秽唯恐不及，尽失往昔的亲缘关系，祥林嫂呼天不应、呼地不灵，惨死在辞旧迎新的喜庆节日里。七斤一篙撑船城乡间，信息与见识使他比乡邻更显能人相，然而受封建愚昧的等级观念的制导，他却被赵七爷的长辫有无撩绕得心绪不宁。华老栓开得起偌大一座茶馆却糊涂地以革命者之血医治儿子小栓的痨病，终落得个儿亡己衰的悲剧。鲁迅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虽然宣称自己是个阶级论者，但在具体创作中，他并非只专注于贫富悬殊的阶级对立和科学民主式的启蒙，他那触角敏锐的思想从民间文化和民众生活中探寻到了民众自身愚昧麻木的非阶级根源。社会的黑暗，民众的疾苦，只是一个表层现象，造成民不聊生的根源在于传统文化的“吃人”性，是它使阿Q贫困自乐又稀里糊涂地命丧反革命刀下，是它使祥林嫂、华小栓死在愚昧之中。传统文化及其等级观念制导了民族及其传人的社会悲剧，而民间民俗文化的滋养，阶级观的导引，又使鲁迅等许多作家在创作中穿透了阶级压迫的表象，洞察出造成中国民不聊生的实质，使作品更多了一层文化反思意味。因此，鲁迅创造出的乡里能人形象，决非简单的知识启蒙或阶级启蒙的载体，而是思想文化批判的武器，充分显示了知识精英启唤民众、救助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类似鲁迅在阶级观念主导下因取材民间民俗生活而使作品超阶级意识取得文化反思与文化启蒙效应的作家有很多。茅盾创作的《林家铺子》同样超越了《子夜》等革命文学的视界，取得了民间视角的丰厚意蕴。林老板作为一个传统社会的乡里能人，其形象最具中介转换性符号象征。主人公林先生作为小店老板虽受尽党部、商会、同行的欺凌压迫，但他毕竟颇具智谋策略，做起买卖来也令其它店铺羡慕、嫉妒。如果他的商行经营逢时，也很快会发展为一个财力威震四方的商界权威，可惜他生不逢时，不仅国人抵制日货(洋货)，农民贫困购买力下降，而且党部、商会又趁火打劫，使他不仅没有发财，反而店铺被封，被迫出逃。小镇能人因而破落成为“贫民”。《林家铺子》的中介性还在于作家所选取的场景是介于城市与农乡之间的县镇，它上达而与都市连通，下抵而达农乡民众，这一场景为能人“林先生”的发展提供了时空保障。不仅如此，林先生作为商人，上达还可为权贵——小女陪嫁商会会长自然店铺前景无量，而下滑则人财两空。小说的悲剧结局，生动地展现了贪官污吏以权谋私的伎俩和小商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乡里能人作为小说主人公，无疑丰富了小说的主题意蕴，显示出民间文化启蒙视角的独特价值，阶级对立与社会斗争的革命观点也隐含其中。

20世纪前40年代文学中的乡里能人是现代作家们秉承五四文化运动以科学民主思想启蒙民众救国救民的创作结果。它既是对中国古代小说刻意于才子佳人、英雄母题的突破和超越，又是对20世纪后半叶的文学形象创作的生动开启。正是在这些具有阶级论和救亡意识的作家笔下，乡里能人作为民间普通民众的一员，才堂而皇之地走上文学神圣的殿堂。他们身上既没有传统英雄豪杰的豪言壮语与磊落性格，又没有才子佳人的气质与柔情，有的只是传统文学所不懈展示的贫困、卑琐和穷于算计，苦苦挣扎又不得结果的悲剧现实。在他们身上深刻地反映了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平民的“死亡”状态：麻木、愚昧，勤劳耕作却一无所获。乡里能人形象是作家们对文坛和中国社会的贡献，它从此启唤了以平民大众为文学主人公，以贫苦和抗暴为“武器”的革命文学也继此登场。而民间文化视角及其弥漫其中的地域乡情、禁忌信仰、人生礼俗和家庭亲族制度，又无形地影响了作家的阶级观念，使他们或多或少地顺承了民间行为方式描画出生命存在的悲剧与文明的悖论性。阿Q、祥子、林先生、老通宝的悲剧并不仅仅是当初中国社会黑暗的写照，也是人生信仰与现实矛盾的冲突和市场经济供求竞争规律的反映。它同样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八十至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产生一定影响。苏童长篇小说《米》中的五龙、余华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等就是承续五四小说以来的启蒙价值视角，在新时期新的审美观念下的重新抒写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