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里能人本就源自民间，对乡里能人的文学塑造，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还原或文化还原，刻意地拔高人物形象，赋予人物以超绝现实生活的能力与机遇，是不符合人物性格规定性的。纵观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创作，可以看出，作家在塑造乡里能人形象的时候，有一个从党性原则到审美意识，从不自觉状态到自觉意识的嬗变过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文学党性原则确立的标志。此时的作家并未因毛泽东的一个讲话而形成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意识。在从文学的启蒙或救亡职能转变为革命斗争与建设工具的过程中，作家已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同新的文学党性原则是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的过程中逐渐达到同步和统一的。而这个同一的基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间文化或说乡土根性的基质影响。除了《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几近党性原则模式化的作品之外，《山乡巨变》、《三里湾》、《铁木前传》等优秀作品大都清晰地描述了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现出农民的乡土根性与党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政策内在的同一性。作家们正是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深入生活，体验农民在这个巨变中的矛盾心理才“如实”倾诉的。赵树理、周立波、李准以及柳青，他们都是在农村生活了许多年之后才创作出自己的优秀作品及其乡里能人的。可以说，只有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和民间文化即农民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结合起来，才可能创作出不愧于人民和时代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站在今天的审美立场客观评价，四十年代以来，文坛上“左”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作家对农民和民间文化的深刻把握。这种文学不能自觉的意识之结果，是使主流意识形态文学部分失度地夸写阶级斗争而缺少人性维度，过分执著于善恶类型人物而缺乏圆型人物的塑造。用文化意蕴和哲理情思来衡量那时的作品，又嫌那时的描写过于扁平化、表层化，缺少历史文化深度和哲理维度。就像柳青的《创业史》一样，生活在乡土之上的梁生宝较少显示出血缘与地域的文化关联，刚经过土改分得田地的农民，转瞬之间就成为拥有较高斗争意识和思想觉悟的新人。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丰富性与历史情态被理念割裂，似乎一朝革命，传统即被铲除，五四启蒙运动未做到的事，一个土改革命就彻底实现了。他的形象没有梁三老汉血肉丰满，他的能干没有梁三老汉作为乡里能人地道，而他的大公无私的形象对后来的《金光大道》、《艳阳天》中高大全式的农民英雄形象不无类型化启迪。八十年代以来，以《乡场上》、《陈奂生上城》、《卖驴》、《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说为代表所塑造出来的新的乡里能人形象，就是对此前(文化革命前)创作中作家自觉意识不足的一次反拨和升华。它让我们看到了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新的艺术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