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超越：民间文化价值视角与俗民形象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出现多元化发展的局面，除了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继续保持主导性势头以外，继承鲁迅的启蒙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融合世界新的审美文化经验，文坛上先后出现了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和邓友梅、冯骥才、陆文夫、贾平凹、陈忠实等人的风俗文化(题材)小说。在他们的笔下，新式地主、新式农民、土匪、妓女、族长等俗民形象，构筑起新的民间文化人物画廊。虽然传统现实主义手法暨典型化方法被部分革新发展，典型人物不再像已往倍受关注和作为审美价值的主要尺度，但是，乡里能人作为承载新文化思想的平民代表依然是人物群像中令人瞩目的形象。

曾在八十年代初期引起广泛反响的“陈奂生”系列小说，是主流意识形态小说转向民间文化视角的一次成功尝试。它既不像改革文学(如《卖驴》)那样直接抒发第二次翻身的农民对党的改革的赞美，也不同于五六十年代“合作化”小说鲜明的党性原则和所塑造的革命农民的形象，而看重乡里能人生存的状态和意义，注重挖掘人物文化心理及其与社会嬗变的关系。陈奂生本是一个“漏斗户”主，他曾受累于“左”的政策，又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福音。作为一个能人，他靠自己的机敏、聪慧，最先把握了改变命运的机遇，并能把凡常人看作“倒霉”的生病住进招待所，看作超越常人的阶梯与福气。他后来正是靠着因病结识吴楚书记的机缘，为队上买回了急需的物品，并使自己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经济状况也大为好转。陈奂生确实是改革时代赋予的抓住自己命运的乡里能人，他比起前两个阶段的能人形象，多了一份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氛围与变革条件，使他得以实现一个能人聪慧、机敏的才智所可能达到的理想境地。因此说，陈奂生是新时期较少党性觉悟提炼的朴实的乡里能人，他的身上涵概着中国普通民众最基本的生活相。高晓声所开创的对乡里能人命运新途径的描写，具有承先启后的审美意义。

刘恒的小说创作在新时期文坛有着相当的代表性与影响力。他虽与新潮小说家们同时出道成名，却“南辕北辙”，独抒农乡能人生存之累、情性之憨，在对能人命运悲剧的描述中，寄寓了对人性的探寻和对历史文化的叩问与反思。《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是刘恒的代表作，刻画了曹杏花(瘿袋)、杨天青、杨金山三个内蕴丰厚的乡里能人形象。杏花的吃苦耐劳、泼辣能干无疑超过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女能人，然而命运不济，膨胀无度的人口负担，有限的粮食和无底的胃口逼迫得她豁出命去劳作去偷盗去占队里的便宜，然而，尽管她付出了常人无法付出的能量，她的一家人还是常年饿着肚子。最终，她因为弄丢了仅只几页墨纸的一个小小的粮本，自杀身亡。一个女强人终未能抵过愚昧迷从的时代和信众所促成的悲剧命运。她的死，决不同于祥林嫂的迷信，也不同于老通宝的被欺诈，她并不想死，为了活着，她曾拼命挣扎过，六次被卖也未使她向命运屈服过。然而，逼她就范屈从的竟是一个小小的粮证!一个人为印刷的小塑料皮本本!一个人连生存的起码条件“吃”都不能满足，人的价值只能等同于物，甚至低从于物，真是命比纸薄!与二三十年代阶级论作家们对旧式农民的生活悲剧的描写不同，刘恒并未在作品表层结构追问促成能人悲剧的社会原因;也与四十至六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作家们对新农民思想转变的讴歌明显不同，刘恒是把他的目光深透在同一审美客体悲剧命运的一方，透过一个个乡里能人与命运的苦苦争斗，表达出了他对人性的挖掘，对形成人物历史命运的时代悲剧的深层叩问，对传统伦理文化的绝然反思。这种审美书写，显然超越了赵树理、李准、柳青等人的价值视角，表现出一个成熟的民族作家对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关怀和审美视野。正如歌德在论述一个民族作家的产生时曾指出的，只有“他在他的民族历史中碰上了伟大事件及其后果的幸运的有意义的统一;他在他的同胞的思想中抓住了深刻处，在他们的行动中抓住了坚强和融贯一致处;他自己完全被民族精神渗透了，由于内在的天才，自觉对过去和现在都能同情共鸣……才可能形成。”[3](P433)高晓声、刘恒等新时期作家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描写，对民族文化的叩问与反思，正是他们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个悲剧事件及其后果的幸运的有意义的统一才促成的。没有改革开放即中西文化的交融，就没有作家们对二十世纪历史悲剧的深刻剖析与反思，就没有稍后的《古船》、《白鹿原》等优秀巨著的问世，就没有赵炳、白嘉轩由乡里能人嬗变为民间权威的光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