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校任教的七载，刘天华不管是在学校教务上，还是器乐演奏技艺上都成绩斐然，尤其是对民族音乐全面、深入的学习，为他国乐改进的理想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在母校七载取得的丰硕成果，给他的人生铺开一条宽广的大道，也为他音乐事业的发展营造了全新的环境。1922年，在刘天华曾教过的学生们的力荐下，北京大学邀请他担任琵琶导师⑤，成了他音乐道路上的重要转折。

四、硕果累累

1922年暮春，刘天华怀着美好理想到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北京城古朴、宁静的风貌给他流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国乐得不到重视的现象也明显地存在于北京城，北大的“音乐研究会”仅仅是一个业余性的社团，1922年冬才改组为第一个全国正式招收学员的音乐机构——“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此时，刘天华任北大音乐研究会琵琶导师兼事务员，教课之余，还得做许多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他满怀憧憬为国乐“正名”的雄心不免有了几分失落。此外，他擅长的二胡在“国乐”课程里根本没有开设，为了给二胡争得一席之地，在教琵琶的同时，也悄悄地教学生学习二胡。在此期间，他还虚心地拜民间艺人为师学习三弦，并把三弦拉戏中的滑音技巧运用到二胡上来。改组后的“音乐传习所”对开展音乐活动明显有了重视，频繁举行音乐会，给刘天华及其弟子有了登台演奏的机会。刘天华在几次音乐会中不仅表演了琵琶和新学的三弦拉戏，而且还演奏了二胡，他每次演奏都令北大校长蔡元培赞赏不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病中吟》在他的高足徐炳麟的演奏下同样获得成功，其旋律在北大校园也不胫而走，并传遍了北京的几所兄弟学校。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成立管弦乐队，刘天华作为乐队唯一的小号手参加了首演。这让传习所内平时看不起国乐和刘天华的“洋教师”们大吃一惊，也见识了刘天华的中、西方音乐功底，重新对他和他推崇的国乐有了尊重，刘天华的处境和二胡的地位出现了转机。1924年春，北大“音乐传习所”终于将刘天华的二胡列入了“国乐”的主要课程，开创了二胡进高校的历史，从此二胡也登上了大雅之堂。刘天华的教学与演奏得到了其它学校的认可，除在北大“音乐传习所”任教外，还经萧友梅介绍先后担任了北京女子大学音乐科、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的二胡、琵琶教师。

二胡上取得的初步成功，使一心致力改进国乐的刘天华坚定了信心，并选择了二胡为国乐改进的突破口。他还拜原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教授托诺夫为师，重新正式学习小提琴，以便将小提琴的演奏技法运用到二胡上。同时，他小提琴的演奏水平也得到了刘半农和许多业内人士的肯定。刘半农说：“民十四，余东归，见天华，聆所奏乐，知其于琵琶二胡，已卓然成家，小提琴亦登堂入室，即举在法所购一名厂小提琴赠之。”⑥后来刘天华还兼授小提琴课，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就跟随过刘天华学习小提琴。在教学之余，刘天华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音乐史和乐律方面的著作，为他“刘氏二胡”、“刘氏琵琶”作理论准备。另外，还向燕京大学斯特勒吉、美籍教授范天祥学习和声和作曲理论，计划在掌握好西洋的传统和声学基础上，探索民族和声学，思考着并摸索、创造一套民族的和声体系。期间，他发表了和声学译稿《曲调配和声法》。

1927年，在北京已度过五载的刘天华，无论是二胡、琵琶的演奏技术，还是音乐观上都有了独到的见地，国乐改进的事也提上了日程，与吴卓生、柯政和、魏守君等18人联合发起成立“爱美乐社”，创办社刊《新乐潮》。并与柯政和、吴伯超、张友鹤等35人酝酿成立了“国乐改进社”，还为纪念“国乐改进社”成立，专门作琵琶曲《改进操》。主编出版了十期《音乐杂志》。在最后的几年里，接连创作出二胡独奏曲《除夜小唱》、《闲居吟》、《光明行》、《独弦操》、《悲歌》及三首琵琶独奏曲《改进操》、《虚籁》、《歌舞引》，还开创了我国用科学记谱法记录戏曲音乐的先河，记录并整理出版了《梅兰其歌曲谱》。

1932年5月下旬，刘天华来到北京天桥民间艺人那里记锣鼓谱，感染上猩红热，37岁过早地离开人世，遗憾地结束了为之奋斗的民族音乐改革事业。而他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正是在他并不平坦的音乐道路上呈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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