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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天主教和无神论的双重批判

卢梭曾经这样写到:“一到日内瓦……我决心公开地重奉祖先的宗教。……我和百科全书派人们的往来，远没有动摇我的信仰，反而使我的信心由于我对论争与派系的天然憎恶而更加坚定了。我对人与宇宙的研究，处处都给我指出那主宰着人与宇宙的终极原因与智慧。几年以来，我致力于研读《圣经》，特别是福音书，早就使我鄙视最不配了解耶稣基督的人们所给予耶酥基督的那些卑劣而愚昧的解释。可见，他虽为上帝辩白，但却与当时教会的立场截然不同。卢梭看不惯教会的虚伪残暴和教士们的腐朽堕落，斥责天主教“狭隘的教义不仅不能阐明伟大的存在的观念，反而把这种观念弄得漆黑一团;不仅不使他们高贵，反而使他们遭到毁伤;不仅给上帝蒙上了许多不可思议的神秘，而且还制造了无数荒谬的矛盾，使人变得十分骄傲、偏执和残酷;不仅不在世上建立安宁，反而酿成人间的烧杀。……我在其中看到的，尽是世人的罪恶和人类的痛苦。”

这无疑激怒了当时的天主教会，教皇毕蒙宣布卢梭是一个泯灭道德、只顾标新立异却袭读圣典的人，并将《爱弥尔》列为标榜无神论的邪恶作品。难怪罗素把卢梭被当局放逐和迫害的原因归纳为“否定启示和地狱”。而另一方面，卢梭又无法忍受启蒙运动中的无神论立场，他不同意只从经验论和科学主义的立场建构幸福的此岸世界，从而肆意对上帝展开侮辱和蔑视。正如他在《信仰自白》中所说:“在信仰宗教的人当中，他是无神论者，而在无神论者中，他又是信仰宗教的人。对此卡西尔认为:“在卢梭的哲学中，再没有哪个方面，像他的宗教理论这样，受到了如此不同乃至相互抵悟的解释，他曾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而其内容和价值也曾得到了完全对立的判定，……终其一生，卢梭都是作为基督教教义的不妥协的反叛者，作为信仰的敌人，……自然神论者度过的，……而在他死后，评价却反转了过来，……认为他顶着那种统治十八世纪的对理性的狂热，重新发现了宗教之无与伦比的意义，并使之免于消亡于毁灭。

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爆发了一场大地震，有三到五万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在欧洲知识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流行的“我们的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莱布尼茨语)和“凡事皆属正义”(蒲柏语)遭到质疑并就此展开了论战，以伏尔泰为首的无神论主流思想家们趁机对上帝万能和正义的观点进行了抨击。他们把《圣经》和《福音书》中所提及的奇迹耻笑为荒谬绝伦、愚蠢至极的骗局;把教会和专制政府描画成情投意合的两个小偷;伏尔泰则把耶稣基督称为“坏蛋”、“凡人”，把耶稣的画像解构为一个不穿衣服的裸体男人，并且伏尔泰迅速写出长诗《论里斯本地震:质询格言“一切皆合理”》，饱含悲愤之情勾勒出了当时的惨状，质疑了上帝之善。

伏尔泰在不可知的论调下消解了上帝的善，而卢梭则极力捍卫上帝的善与正义，提出了灵魂不死的观点:肉体是终将会消灭的被动的实体，而灵魂则是能超越生死的能动的实体，即使肉体消失了，灵魂却依然存在，而且“一个人在一生中只不过是活了他的生命中的一半，要等到肉体死亡的时候，他才开始过灵魂的生活”。卢梭认为，人的生命包括肉体生命和灵魂生命两部分，此岸世界的结束开启了彼岸世界的新秩序，在那里上帝将会抚去无辜的受难者和婴儿的眼泪。正所谓“面对随处可见的苦难，……我们所能做的，是把目光投向未来的希望”。尽管希望极其渺茫，但他还是永存对神的信仰。

二、宇宙和谐与“上帝至美”

卢梭坚信上帝的存在，但他并不像中世纪经院哲学那样用繁琐的形式逻辑来推理上帝的存在，而是认为上帝无处不在，存在于他创造的万事万物中，当我们要对上帝本身进行追问时，他又避开了我们，但他却以一切有生命与无生命的存在物来证明他的存在。卢梭认为:“没有哪一个真正的活动是没有意志的。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原理。我相信，有一个意志在使宇宙运动，使自然具有生命。这是我的第一个定理，或者说我的第一个信条。接着他又推演第二个信条，即如果说有一种意志在使宇宙运动，那么这一意志是一种极高的智慧。正如由精致的钟表机芯可以推论出钟表制作者的工艺精湛一样，宇宙的优美的结构和无与伦比的和谐一定来自于最高的智慧之手，而这一最高智慧，“这个能自行活动的存在，这个推动宇宙和安排万物的存在，不管它是谁，我都称它为“上帝”。所以，上帝始终是公正、善良的，人类文明的异化是自己造成的，与上帝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