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内部争论的代表人物是罗尔斯和诺奇克(Robert Nozick)。罗尔斯主张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正义总意味着平等。他提出，所有的“社会基本善”　(自由、机会、收入、财富和自尊的基础等)都应该平等的分配，除非某些不平等的分配　有利于那些社会处境最差的人们。这也就是著名的“差别原则”。诺奇克主张权利的首　要性，而权利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诺奇克承认不平等是一种不幸，但他认为：第一，　不平等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任何一种平等的分配最终都将变为不平等;第二，不平等并　不意味着不公平或不正义，而平等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公正的;第三，人们希望纠　正不平等，但对不平等的纠正不能得到合理的证明。

罗尔斯的思想实质是一种福利自由主义，诺奇克的思想实质则是一种权利自由主义，　他们分别代表了“新自由主义”的两端，而当代西方主流政治思想的位置只能在两者之　间确定。罗尔斯和诺奇克之间的争论在西方和中国都得到了充分的渲染，但国内外很少　有人注意他们两者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都对目前西方通行的自由民主制　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们都自称自己的理论属于义务论，都坚决反对功利主义;他们　把自己的政治哲学同道德哲学关联起来，都主张 “正当优先于善”;他们的政治哲学都　以个人主体为基础，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的;他们都是启蒙思想在当代的继承者，最终　都求助于康德的启蒙哲学。特别是他们都坚持自由主义的两个教条，即“自由优先于平　等”和“正义优先于效率”。虽然罗尔斯和诺奇克都刻意把自由主义打扮成永恒的真理　，但实质上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似乎表达了一种普遍有效的历史模式，　但它作为意识形态实际上与历史处境密切相关。就此而言，罗尔斯的福利自由主义不过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流行的“福利经济学”的巧妙哲学表达，而诺奇克的权利自由主　义则预示了80年代在西方各国中“新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的兴　起。

80年代关于政治哲学争论的范围扩展到了“新自由主义”以外，各种批评接踵而至，　尤其是“社群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提出了挑战。“社群主义”是一个非常含糊的称　呼，用来指一大批观点各异的理论家，如桑德尔(Michael Sandel)、麦金太尔(Alasdai　r MacIntyre)、沃尔策(Michael Walzer)和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等人，他们　之间惟一的共同点就是反对“新自由主义”。

首先，社群主义以“共同体”来对抗新自由主义的“个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　种个人主义，它主张个人是惟一的主体，个人的行为完全由私人动机(自私的或仁爱的)　支配。对于自由主义者，社会只是个人实现私人目标的工具，人们为此才从事社会合作　。社群主义则主张，不是个人优先于社会(共同体)，而是社会(共同体)优先于个人;不　是独立的个人首先存在，然后出于私人动机结合成为社会共同体，而是每个人都出生于　社会共同体之中，人们永远都无法脱离开社会共同体。桑德尔指出，罗尔斯的正义体现　在“差别原则”之中，而“差别原则”同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是矛盾的。解决平等问　题需要社会合作，需要人们之间的相互扶助，也就是说，追求平等的正义根本不能以“　个人”为主体，而必须以“共同体”为主体。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应该由“共同体感”把　人联系起来，它使人们认识到他们具有的统一性，并把自己看作这个共同体的成员。

其次，社群主义以“历史主义”来对抗新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新自由主义始终　以“普遍主义”的态度来讨论正义、权利和自由民主制度，似乎它们

是适合于所有社会　、所有历史的普遍价值和制度。社群主义则以“历史主义”的观点看待道德价值和政治　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麦金太尔提出：第一，不是只有一种普　遍的正义，而是存在着各种各样冲突着的正义，而且这些正义之间的冲突无法得到合理　的解决;第二，正义是历史性的，并存在于共同体的生活实践之中，所以古希腊的正义　不同于中世纪基督教的正义，基督教的正义不同于现代自由主义的正义;第三，自由主　义把自己打扮成普遍主义的，这仅仅表明自由主义目前所具有的文化霸权和政治霸权，　从而推翻普遍主义与颠覆自由主义的霸权是一回事。

第三，社群主义以“共同的善”来对抗新自由主义的“正义”或“权利”。新自由主　义是一种义务论，主张“正当优先于善”，强调“正义”或“权利”的首要性。社群主　义指出，义务论对“正义”或“权利”的强调实际上仅仅是表达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　解放幻想”，但是这种“解放幻想”既不能自圆其说，又无法解释人们的现实政治经验　。新自由主义的论证呈现出这样的逻辑：首先从个人主体引伸出“正义”或“权利”，　然后由“正义”或“权利”推导出社会生活中的 “善”。社群主义反对这种逻辑。一方　面，社群主义主张，讨论正义和权利问题应该从“共同体”出发，而不能从“个人”出　发;另一方面，社群主义认为， “正义”和“权利”不应是抽象和形式的，而应是实质　的和有内容的，即它们应该建立在“共同的善”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