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后现代主义要造“普遍主义”的反。启蒙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是普遍主义的，　它要“解放”的不仅仅是西方人，而且是世界上的所有人。启蒙哲学倡导一种康德所说　的“普遍的人类历史观念”，这种观念主张全人类会逐步趋向同一，世界上的所有民族　最终都会接受同样的价值、信仰、制度、目标、方向和实践。对于启蒙思想来说，达到　这种全人类同一的方式就是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启蒙为全世界树立了一种社会发展　模式，而西方所走的现代化道路为所有国家提供了现代化的榜样。这种“普遍主义”在　当代社会的典型表现就是西方向全世界极力推销它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普遍主义”的要害是“西方中心主义”。启蒙以来，西方文明在全世界一直处于统　治地位，而“普遍主义”则是西方推行其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工具。换言之，“普　遍主义”是一种用来压制非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另一种说法。　启蒙把西方文明推举为高级文明，将其他文明都视为“原始的” 或“野蛮的”。启蒙将　西方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向所有非西方文明高压推荐，而这些“原始的”或“野蛮　的”非西方文明都必须接受西方的“启蒙”。在这种历史处境中，“普遍的人类历史观　念”意味着全世界都沿着西方的道路前进，即“现代化就是西化”。70年代以来，情况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东亚一些国家(特别是新加坡)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仍较　好地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这表明“现代化并非西化”。另一方面，以后现代主义的　兴起为代表，包括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西方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　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局限性，觉察到了启蒙思想中包含的“西方中心论”。利奥塔鼓吹“　异教主义政治学”，罗蒂宣扬“种族中心主义”，福柯提出“真理政治学”，所有这些　都是对“普遍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

正如启蒙的两个理想依赖于关于人的神话一样，“基础主义”、“表象主义”和“普　遍主义”都以主体为根据。如果说在基督教神学中是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在启蒙哲学　中则是人赋予世界以秩序。这种赋予世界以秩序的人就是主体。那么这种主体是如何在　启蒙哲学中诞生的呢?福柯指出，主体的诞生是一件晚近的事情，而使人取代上帝自封　为主体的东西则是人的“有限性”。启蒙哲学发现，由于人以某种有限的(特定的)方式　认识世界，世界才对人显现为如此这般的样子;由于人不能以其他的(非人的)方式认识　世界，所以人获得知识才具有如此这般的确实性和确定性。这样，只有人被发现是一种　有限的存在，作为主体的人才能够诞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人的“有限性”把人　构造为至高无上的主体。福柯批评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哲学从人的“有限性”创造出人　作为主体的神话。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启蒙哲学的本质，那么我们可以借用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　如果同样用一句话来表达后现代主义的实质，那么我们可以引用福柯的思想：作为主体　的人死了。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任务就是终结关于人的神话，就是祓除启蒙思想中的人类　学之梦。但是没有主体的哲学道路并不是一条坦途。启蒙之前，基督教神学是最高权威　，评价一切的标准是上帝而不是人类制定的，所以它们是“客观的”。启蒙宣布“上帝　死了”之后，其位置由人来代替，评价标准是作为主体的人确立的，从而它们也就变成　“主观的”。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之后，任何标准都没有了，无论是“客观的”还是“　主观的”，由此必然陷入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是一种关于知识(真理)的相　对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关于实践(解放)的相对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中，启蒙　的两个伟大理想随着主体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

四、超越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

政治哲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迅速崛起和后现代主义的广泛传播是20世纪晚期西方　哲学最重要的事件。它们占据了哲学舞台中的显要位置，在哲学领域之内和之外都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从而受到了几乎所有其他学科的高度关注。在当代西方哲学中，能够与　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两大潮流同时保持高水平对话并且这两大潮流对这种对话也　极其重视的哲学家只有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新自由主义自命为启蒙的完成者，对于福山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启蒙随着自由民　主主义的确立已经终结了。尽管后现代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不同，对启蒙持强烈批评和完　全否定的态度，但结果却没有什么不同——启蒙在他们的批判中也结束了。启蒙真的已　经完成或终结了吗?哈贝马斯对此给予了与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不同的回答。

新自由主义以启蒙的继承者自居，对启蒙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表达了一种发自内　心的赞美，并从普遍主义出发主张西方社会的现在就是非西方社会的将来。与新自由主　义不同，哈贝马斯在充分肯定启蒙伟大功绩的同时也对启蒙采取一种批判态度。他认识　到现代化

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接受了麦克斯·韦伯关于现代社会之“自由丧失”和　“意义丧失”的论点。后现代化主义则以启蒙的批判者自居，现代化的社会在利奥塔的　眼中呈现出一片“白色恐怖”，在福柯的眼中简直就像一座“大监狱”。与后现代主义　也不同，哈贝马斯对启蒙一分为二，批评其缺点，坚持其成绩，主张启蒙是一项未竟的　事业。简言之，哈贝马斯力图在新自由主义的热情赞美和后现代主义的严辞谴责之间寻　找一个平衡点。

在关于启蒙及其“真理理想”、“解放理想”和“人的神话”等问题上，哈贝马斯试　图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和后现代化主义的“相对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主张启蒙的“解放理想”正在由自由民主制度来实现，　而这种自由民主制度对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有效。哈贝马斯的主要目的是通过 “交往理论　”为当代政治哲学建立起普遍性、统一性和客观性，就此而言，哈贝马斯也具有某种“　普遍主义”的性质。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奠基于人性或人学本体论之上，　其实质是超验的和本质主义的。哈贝马斯的普遍性、统一性和客观性则来自于“一致性　”或“共识”，而“共识”是交往、交流、对话、协商、讨论、谈判的产物。从理论层　面说，新自由主义代表了启蒙的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它本质上是一种“独白”，而这　种“独白”被视为是对永恒真理的揭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则主张一种“对话”，其　意旨在于达到人们的相互理解，从而进一步达成“共识”。从实践层面说，新自由主义　的社会合作是个人性质的，为此，它必须设定某些超验的条件(如罗尔斯的“原动状态　”)来保证个人之间的一致和相互合作。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所指向的实践本质上就是　群体的，而通过“对话”所达成的“共识”将确保人们之间的一致合作。与新自由主义　根本不同，哈贝马斯所追求的普遍性和统一性是建立在“共识”之上的，而这种 “共识　”不是超验的，而是经验的，不是必然的，而是选择的，不是注定的，而是开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