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的发展也有其历史进程，首先是意大利的哲学家维柯，他最早对“理性中心”的观点持批评态度，认为哲学的关注点应该放在人类的风俗习惯上，并且提出了重要的哲学概念，“人类本身的形而上学”，或者说是人自身的哲学，而这与流行的“科学理性的形而上学”是相对的;他指出，人类在自然界中创造出了人类社会或者说是“民政世界”，这是与自我发展联系最紧密的现实世界，人类应该首先来认识它，明确人类应该具有怎样的生存方式，如何认识人类的生存意义等。维柯在其重要的文化人类学著作《新科学》中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做了初步的历史阶段划分，实际上说明的是人类文化的起源史;人类不同民族具有从形式到内涵都迥异的制度与习惯，具有不同的民族语言和交流方式;但不可否认不同的民族不管差异多大，比如肤色人种的差异、东方西方的差异、先进落后的差异等，在根本上都具有全人类所共同遵守的基本制度和思维方式，无一例外。这种统一的制度对所有的民族具有广泛的支配性，人类的生存具有不分种族的普遍意义，是对全体人类具有的历史指向。因而维柯得出了一个基本的结论：人类未来的发展如何取决于以下方面，一是对自然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二是对自我的合理判断;从此哲学的发展不可避免的深深烙上了文化的印记。物化的哲学认识方式具有狭隘性，是只讲物不讲人的，哲学的品性出现了社会意义上的缺失，而人类自我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得到彰显填补了这个漏洞，使哲学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本身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具有了广泛的文化意义。马克思的理论具有阶级性，即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明确了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是解放全人类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力量;这样的论述与维柯的结论不谋而合，哲学真正的意义应该在于为人类自己所用并明确人类的未来发展。维柯所作研究的方法是溯源法，直指人类诞生之初的思维方式产生，而这恰恰客观揭示了文化产生的本源与过程，明确了文化的本质。

人类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普通的动物只是为了满足感官的需要而去适应自然;人类则是需要通过不断的改造外部世界来判断是否适合自己，并在特殊的智慧指引下创造了历史，这种特殊的智慧就暗含着文化的基本含义。维柯进一步指出，尽管各民族的发展进程不尽相同，但都具有共同的必然性，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方向都是一致的，都由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因素来控制——文化，而且文化绝不是仅仅存在于个体之中的，它具有天然的整体性。这与马克思本人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有相同的部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一致性，比如开始寻找历史的起点，确认原始因素，分析相互作用的方式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对文化问题的研究也是这个思路，当然因为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马克思本人的文化理论具有了更深邃的理论维度和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使文化研究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二、康德哲学的引导以及良好的思辨基础

德国古典哲学是公认的马克思理论的三大来源之一，马克思正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以及费尔巴哈主观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创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进而构建了其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康德在哲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维柯等人对“理性哲学”开始的批判，哲学家们将关注的焦点置于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上，人是感性与理性的集合体，理性主义主张人应该完全的理性化，这与实践中的不可避免的感性因素影响是不相容的，从而出现了不可回避的哲学矛盾;康德最早意识到了这个根本矛盾并试图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加以调和解决，提出了“道德的形而上学”概念，用来平衡“理性的形而上学”，促进了文化哲学的发展。康德注重人自身所应有的主体性，指出文化是人类所特有的特征，是客观世界的对立物，而文化所具有的一系列特点是有很大的研究必要的。康德认为人是具有理性的生物，是理性的主体;人可以通过理性来认识外部世界及其规律，但人类自身的理性不是天生的，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具有盲目性，其中并不具有人类所应有的理性因子，单纯依靠自然是不能产生真正含义上的“人”的。康德的理论核心有两点：自由和道德;在概念世界中，理性作为基础可以产生自由，这种自由并不是个人的为所欲为，毫无限制;人类世界的理性都是统一的，都有一个合理的目标，都服从于人类整体的进步与发展，理性的统一意味着利益的一致;而服从于理性的自由使得个人的道德行为具有了现实性和可能性。道德价值的大小在于自由是服从于自律还是他律。理性为基础的自由是真正的自律，个人感性的冲动需要理性的约束才能成为自由的行为。意志是人所具有的对自己的控制能力，是人具有真正的自由，做出合理的道德行为的保障。自由的根本在于自律。人从自然存在演变为理性主体需要一个桥梁，而文化就承担了这个桥梁的作用。但是文化对人类的发展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文化促进了人类智力的发展进步但与此同时又对人的天性具有遏制和摧残的负面功能，进而引出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文化”以及“文化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人是具有理性的，它具有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可塑性，可以按照自我的尺度去改造外部世界，创造“人”的生活。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为人类的生存形式，人的主体性行为所具有的价值大小在于自律的程度以及所依靠的规则，也在于其行动是否体现了真正的自由;而文化具有整体的规定性，是人类行为规则的外化，对人类作为理性主体所具有的实践能力发挥具有重要的影响。康德从抽象的层面对文化含义的阐述对后来马克思文化理论的形成，尤其是文化本质论、文化的功能和性质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