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黑格尔对文化理论的探索与阐释

黑格尔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被视为集大成者，而其哲学理念与思辨方法亦对马克思的理论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黑格尔的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学说、国家理论以及世界历史观的阐述在相当的程度上触及到了文化的核心问题，为文化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更为深刻的解读。在其经典著作《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详细阐述了人类的认识过程，认识由主体的表层是如何深入到核心，把握住主体的本质的;其中如何理解“实体即是主体”这个重要论断对我们进一步认识黑格尔在文化学和认识论上的突出贡献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里的实体即是客观事物或者说是认识对象，它具有外壳以及本质，而且其本质深深隐藏于实体之中;而主体即为认识主体，是认识过程的主体;而认识的过程在本质上即是主体与客体相结合，实体的本质内化于主体并成为一体的过程;在认识的终点获得的最终结果即是绝对的认识，实体的“绝对本质”才能够得以呈现;在这个单独的认识过程剖析中有一个重要的跃进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也即“实体即主体”中的“是”字，按照普遍的认识论观点应该解释为认识主体通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实现了对实体本质的认识，掌握了事物的规律并由规律来指导修正认识主体的实践行为;这是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结论，但根据黑格尔的论述，认识过程到此并没有彻底的结束，还有更为重要的阶段使认识的意义真正在主体本身得到体现，即实现实体“绝对本质”与“主体”“绝对本质”的完整统一，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实体才完全“是”主体;这一飞跃对文化本质的阐释有根本的影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普遍理解为“客观的主观化”，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形态，既非实体的完整再现，也并非主体的主观演绎，往往是连接主客观的纽带，通过文化这个主观认识实现了主客观的统一;这一理解根据上述推论是不完全的，甚至是有些片面的，文化的本质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发现规律来引导人们的实践，而是引导人类回归自身，融合自然，实现主体价值与实体价值的完美统一，这对人类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而实践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工具性意义要大于它的哲学含义。更为可贵的是，黑格尔并没有将眼光仅仅局限于做某个单词的哲学研究，他将“实体即主体”的观点进一步拓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层面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黑格尔作为伟大的哲学家，他具有广阔的理论视野和长远的历史眼光。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本质上来讲就是“绝对本质”(也可叫做“绝对精神”)的展现过程，实体与主体只是展现过程之中绝对本质的载体得到具体的显现，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文化的创造实质上讲是一个不断消失又不断建造的过程。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只有不断发展进步的文化才是真实的文化，有价值的文化，为文化的发展性奠定了理论基础。黑格尔的“本质”学说为我们深入的研究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本质并不等于共同规律，否则就会造成脱离实际的刻板与教条，实体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两种属性密不可分，而他们存在的前提则是主体的意识，只有与主体相联系并且与其实质统一，实体的价值才能够得以体现;而能否统一的关键则在于整个人类文化基础的是否合理，文化体系的是否完善以及文化理论的是否先进。以此看来，人类未来的发展进程与命运实际上是与文化的改革创新相关联的，文化的历史价值在黑格尔的哲学论述中又一次得到证明。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与哲学在政治体制层面对文化的实际功用做了精彩的解读，甚至可以说，黑格尔的国家理论的核心就是文化。在论述国家的本质时，黑格尔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国家乃伦理理念的现实”[2]。这里的伦理理念实质就是一种泛文化的代称，伦理是适用于社会群体内部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理念则是观念与看法的统称，伦理理念代表着有序健康稳定的社会本质，良性发展的社会体制;当这种理念可以完全对社会群体内部世家广泛的影响时，各种具体的社会制度、法律体制以及上层建筑会随之自然产生，以利于伦理理念在社会的引导与执行;这个过程实际就是国家的诞生，国家的存在即意味着伦理理念已经实现并成为长久的现状。可以这样说，历史文化的特性决定了国家的体制属性和政治内涵，社会文化既包含个人的主观意识与个别看法(可以称之为文化碎片)，也包含群体性的文化圈与风俗，还不可避免的夹杂有异域文化因素，同时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历史必然性，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无处不在，这一切都可以规制与伦理理念之中并在国家体制中有所反应。合理合法的伦理理念是追求善的，这与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国家学说有相通之处，反映到国家层面，责任和一种政治现象背后都有文化的牵引与影响。在论述国家的形成过程时，黑格尔提出了著名的三阶段论，即家庭到市民社会再到国家的发展进程，而划分这三个阶段的核心标准就是各个阶段所受到的不同伦理理念的影响差异以及程度的差别。如果说家庭只是伦理理念的初步实现的话，则国家则是伦理理念的全部实现。而且黑格尔将国家定性为双重实体，及政治实体与文化实体的统一，客观实体与主观实体的统一，法律体制与政治文化的统一。可以这样说，文化的概念与影响贯穿于黑格尔国家理论的各个方面;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文化建设对国家的体制建设与运行机制调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政治文化的作用应当予以正面的评价，建设先进文化的方向与目标不能改变，力度还应加强。黑格尔关于文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深刻论述对马克思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话语权、构建无产阶级自己的哲学体系并以之为引导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对马克思文化理论尤其是文化价值论的相关内容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当然黑格尔“民族中心论”的论述是属于需要扬弃的部分。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历史性的，都有它所赖以存在的历史阶段和社会条件，马克思文化理论也不例外。它总是在批判社会弊端、总结历史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过程中不断的孕育成长直到定型，然后发展为成熟的理论并发挥其指导作用。在其中有几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对于全面研究一种理论来说，它为什么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产生、是什么原因促使其产生、是什么因素在其产生的过程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种理论的产生是否与当时的时代相适应、会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何种影响等;这虽然是研究理论相关的外部因素，但却有助于我们能够以更加宏观的视角、用辩证的思维历史性的去看待理论，因而对我们是否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理论、阐释理论以致以后是否能够更加合理的应用理论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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