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方意识理论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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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流变轨迹，无论是按照非理性主义的逻辑路线，还是按照科 学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线抛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话语，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 即“贬义意识形态论”，即对意识形态作否定性的理解：或者将意识形态理解为在理性的旗 帜下滋长极权主义的温床;或者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尖锐对立，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以终极的 普遍观念的面貌出现的“虚假意识”，是掩蔽现实真理性，服务于特定阶级和政党利益的政 治神话，是一套骗人的把戏;或者将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虚假意识三者等同起来并视之 为西方自由世界的敌对思想观念。这一理论前提蕴含着三大需要予以澄明与辨正的理论误区 。

一、理性的衰落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终结吗?

意识形态终结论者“贬义化意识形态”的逻辑路线之一就是沿着非理性主义的路线将意识形 态理解为现代性的重要维度，理解为理性的表现。正如贝尔指出：“在文化的视野里，意识 形态是现代性的维度之一”。①而曾经对西方思想解放运动产生如此 巨大作用的理性，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变得残忍和恐怖而失去了人性的光辉，“千 年理性王国”成了南柯一梦。于是有人认为，随着理性的殒落，意识形态也必然要走向终结 。这样的判断实际上是一 种明显的误判。

从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演化史来看，从批判理性的角度推导出意识形态终结的结论是站不 住脚的。第一，理性与意识形态并非是简单的“同一”，它们时而和谐，时而紧张，即 使是维护理性的意识形态，也应当区别对待。当意识形态借维护理性之名，行掩盖社会真实 、阻碍解放力量、歪曲社会矛盾之实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就沦为了阻碍理性进步的观念， 就应当予以终结，也必然走向终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确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 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弘扬工具理性的旗帜下，维护着一种新形式的控制和剥削，服务 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这种意识形态从一种推动理性进步的力量变成了阻碍理性进步 的力量，其终结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同时也是理性的承载者， 意识形态就成了捍卫理性的武器，指引着人类实现解放的真正道路，这种意识形态就不能也 不会终结。如马克思主义，它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是代表历史理 性的科学力量，尽管马克思主义一百次被宣布“终结”了，但它一百零一次又“复活”了。 因此，将理性与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是不得要领的，它有如中国封建社会“诛 连九族”式的法律制度。第二，自从德国历史主义哲学倡导真理的相对化就开始了对理性、 进步和普遍真理信仰的攻击，这种攻击到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达到顶峰，其中许多理论家 都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简化后的工具理性，从而试图抛弃意识形态概念。但这类批评从总 体上来说仍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虽然他们在形式上反对和拒绝意识形态，但他们最终从 后门把这个概念放了进来。”②因此，意识形态也并没有在这种批判中走向 终结，相反， 它在历史的时空中仍然顽强地演绎着自身的价值逻辑。第三，即使因为工具理性的运用，意 识形态的实践在现实社会中引发了众多问题，也不能简单归结于理性与意识形态本身，而 应当归于理性与意识形态的主体及其置身于其中的特定生产方式。因此，批判的矛头应当指 向现实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理性与意识形态的本身。第四，攻击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历史主 义哲学和非理性主义哲学本身也具有明显的先天性缺陷，这决定了它们无法掀起颠覆理性 的狂澜巨浪。比如哲学上的历史主义认为，每个时代，每个统一的社会群体，每个民族和文 化都被认为拥有自己的真理王国，从而将真理相对化，过高估计非理性因素在人类社会生活 中的作用，怀疑理性在历史和社会中的价值，由于真理具有话语特征，可以在不同的话语中 构建自己的真理王国，而这些话语是无法比较的，这就在不同的机构、时代、民族、人群和 国 家之间划出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而非理性主义则将理性降格为权力的奴隶，服从于生存斗 争中的非理性的欲望和冲动，社会生活被视为一种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欲望出于自己的目 的而操纵理性，这样就将表达非理性欲望的权力置于核心位置。非理性主义者相信人类无法 避免歪曲的虚假的观念，正是因为无法避免，就应该加以利用来维持强大的核心权力，用来 在生存斗争中取胜。因此，他们评判某一思想时主要是以这些思想是否对权力有用为标准， 而不是根据它们的真理内涵。他们对理性的攻击都是批判理性的面具性，认为理性掩盖了统 治和权力，有的常常把权力的使用美化为是必需的，如尼采、帕累托。这就不难理解尼采的 “权力意志”、“超人哲学”为何成为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理论支持，而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局 限与现实危害也就不言自明了。